1978年，我正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临近元旦，学校接到大队的通知，要和村里一同筹备庆新年晚会，安排高年级的学生出几个节目。可学校里缺东少西，这晚会该怎么搞呢？别的不说，单是统一服装这一项，就难住了大家。

　　那会儿，庄户人家的日子都过得穷苦，我们学生的衣服有的补丁摞着补丁，并且穿得臃肿，活像一个个圆滚滚的小熊。我们班出的节目是小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节目不长，编排也简单，可总不能穿着老棉袄、老棉裤上台吧！老师要求我们上身穿白衬衣、戴红领巾，下身穿蓝裤子、蹬小白鞋。

　　我有幸被选为领唱，回到家翻箱倒柜，找出一件白色的单衣。母亲将衣服洗干净，又用淘米水浆了浆，晾干后竟显得挺括有型。蓝裤子实在找不着，只有一条灰色的。太姥姥有办法，她秋天时收了一捆绞股蓝草，她把草榨出浆汁，将裤子染了一遍。你还别说，灰色的裤子竟变成了鲜亮的靛蓝色。鞋子我只有一双黄球鞋，这可怎么办？还是太姥姥主意多，她跟母亲说：“前两天他大爷爷家出殡，不是剩下些孝布吗？你找出来，俺给娃儿严丝合缝缝在鞋面上，不就成白鞋了？”就这样，我的演出服总算是凑齐了。我到班里一看，好家伙，同学们的穿着真是五花八门，不过好歹都是白衣蓝裤的搭配，只是很少有纯白纯蓝的罢了。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也只能这样将就了。班里有个外号叫“二丫头”的男孩，脚上穿的不是白鞋，正抹着鼻子掉眼泪。老师连忙安慰他：“先这样排练吧，等正式演出前，老师用粉笔给你把鞋子涂白就好……”

　　晚会是在生产队最大的那个打谷场上举行的。场上搭起了高高的戏台，两盏特大号的汽灯一照，明晃晃的光线下，我们身上那些服装竟一点都看不出来是改造而成的。白衬衣、蓝裤子、小白鞋，小脸蛋被老师用红墨水点了腮红，再配上胸前鲜艳的红领巾，瞧着别提多精神了！我们的演出格外成功，台下的父老乡亲把巴掌拍得山响，脸上都洋溢着久违的喜悦，眼眸里满是对新年、对新生活的憧憬。

　　刘琪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