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刚调到承德市兴隆县卫生局不久，领导安排我随同局里另外两名同志，到孙杖子公社下乡调查农村卫生工作情况。孙杖子是兴隆县深山区的一个偏僻公社，距县城一百多里地，交通不便。我们第一天先乘火车到承德市，第二天再从承德市搭乘开往锦州的火车，抵达承德县的下板城，第三天又乘船沿滦河而下，前往孙杖子公社。

　　滦河在这一带穿行于深山峡谷之中，一路奔涌而下，水流湍急。那天的船夫有50多岁，看上去颇有经验。小船在峡谷里东拐西弯，颠簸不已，有好几次，眼看船头就要撞上前方的山崖，一旦撞上，后果不堪设想。可船夫稳立船头，不慌不忙，只将竹篙往崖壁上轻轻一点，便化险为夷，小船继续前行。可是我这个自幼在冀南平原长大、头一回到塞北山区的人，还是吓得直冒冷汗。

　　在公社工作数日后返程时，我们却找不到船了——船只无法载重逆流而上，可是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后来，我们只能步行前往大杖子区政府所在地，之后再搭乘敞篷汽车返回县城。孙杖子到大杖子有三四十里地的路程，山路崎岖难行，途中还得翻越高耸的猴山梁，路过有名的险要地带“胖官肚子”。“胖官肚子”是一段几十米长的山坡小径，仅有一尺多宽，内侧是数百米高的悬崖峭壁，外侧则是几十米深的滦河，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河中。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地扶着石崖，摸索着缓缓前行。

　　这次下乡，我经受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锻炼。此后在兴隆县，我下乡时常靠步行，一走就是几十里地，有时还背着行李，却再也没有害怕过，反倒练出了一副硬朗的身板。杨鸿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