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我的四个弟弟妹妹告别父母，开启了他们的上山下乡生涯。

　　那年中秋临近，父母满心牵挂乡下的儿女，盼着他们回家过节。节前，我们先后收到三个弟弟妹妹的来信，都说定会回家过节。母亲每读完一封信，就欢喜地落一次泪。可让母亲焦虑的是，离家较远的二妹始终没有来信。离中秋节只剩三天时，邮递员来到我家，一进大院就高声喊：“范大娘，您家的信！”母亲立刻迎上去问：“是二妹来的不？”我赶紧帮母亲接过信，拆开后当场读了起来：“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姐弟妹，你们好！我跟家里汇报下我的情况：最近这边秋收农活忙，人手紧，队里和我们商量，中秋能不回的就别回了……我不能搞特殊，今年中秋就不回家了……”信读完了，母亲一直在流泪。我连忙说：“妈，明天我就去看妹妹。”

　　临行前，母亲忙前忙后收拾东西，装了满满一大包：十几条炸好的黄花鱼，还有几个飘着淡淡清香的月饼。她反复嘱咐我，见到妹妹多给她鼓鼓劲，要告诉她“没有受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人家能扛住咱也能，但也别太逞强……我望着声音有些哽咽的母亲，坚定地说：“妈，您放心，我都记住了。”第二天清晨，我带着爸妈和全家人的牵挂，踏上了去看二妹的路。孙秉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