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版本目录学家，沈津一生都做着让沉睡的古籍被更多人看到和知晓的工作——曾追随我国著名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30年，翻遍上海图书馆所藏1万多部古籍善本；全程参与20世纪中国最为浩大的古籍普查编目工程；执掌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让流落美国的中文古籍得以回归中国。如今，81岁的沈津仍笔耕不辍，活跃在古籍保护领域。
“最幸运的人”
1959年，沈津初中毕业，作为家中老大的他想为父母分担生活压力，便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上海图书馆。幸运的是，1960年3月，上海推出文化系统以老带新人才培养计划，沈津有幸被选中，进入上海图书馆典藏部特藏组，跟随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学习古籍整理、编目、鉴定，从此迈进版本目录学的大门。
在上海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瞿凤起也从旁协助辅导沈津。年轻的沈津什么都干，什么都学。“老先生们都很喜欢上进的年轻人，只要你努力，他们一定愿意教你。”顾廷龙要求沈津每天练习1小时毛笔字。“这培养了我鉴定古代抄本、题跋、尺牍真伪的能力。”沈津说，“因为真品都是一气呵成的，而伪品总有破绽，慢慢就能体会了。”
1961年，顾廷龙给沈津定了一个题目，研究翁方纲。翁方纲是清代文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曾担任《四库全书》的纂修官，为许多书撰写提要。“顾先生说翁方纲这个人很了不起，想要研究，但他当时没有精力了，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这项工作持续了40年，按照顾廷龙的指点，沈津从各大图书馆所藏古籍、碑帖、字画中辑出翁跋1300余篇、翁致友朋手札数百封，最终完成了120万字的《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编纂了40万字的《翁方纲年谱》。
遍览典籍
60年来，沈津遍览海内外中文古籍。
在上海图书馆，沈津协助老先生们编辑《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每天，潘景郑、瞿凤起会交给沈津一沓卡片，每张卡片上都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内容。沈津推车到书库，按照卡片把书一部部取出来。潘景郑、瞿凤起用书核对卡片，有不对的地方就在上面修改，有时也把卡片上缺少的内容补进去。顾廷龙要求沈津每天都要将卡片上的修改看一遍，并琢磨修改的原因。
沈津那时没有结婚，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库旁的一间宿舍里。漫漫长夜，沈津把白天没看完的古籍善本继续看完。这样日积月累，沈津对古籍版本鉴定、编目逐渐有了自己的心得。1965年底，《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初稿完成，沈津也将馆藏善本大约1.4万部全部经眼了一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20世纪中国最为浩大的古籍普查编目工程，作为该丛书主编顾廷龙的助手，沈津全程参与了编纂工作。“从开始筹备，到初审，再到复审，最后定稿出版，一共花了十多年时间。”沈津感叹，当年全过程的参与者，目前在世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上海图书馆的任光亮”。
1986年，沈津在古籍领域的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宽，这背后的推动者是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沈津的外公和杨振宁的父亲是亲兄弟，他叫杨振宁大舅。杨振宁建议沈津：“你做这一行，应该到外面去看看。”
通过杨振宁的帮助，沈津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杨振宁曾叮嘱他：“你不是去看图书馆的建筑，而是要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有哪些收藏，特别是还有多少中国古籍没有被发掘出来。”
杨振宁平时阅读中文报纸时，凡是看到有关古籍的消息，都会剪下来留给沈津。一次，他看到《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提到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发现了明代嘉靖刻本《老子亿》。“杨先生说‘我来翻译给你听’，我就拿了一支笔、两张纸，他一字一句翻译。”这份记录稿沈津一直珍藏着。
“杨先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深刻影响了我。”沈津说。
“停不下来”
自2011年退休后，沈津先后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担任特聘教授，培养版本目录学领域的青年学子。他自己学术素养的形成，源于传统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他带学生也是这样的方式，“我一直是追随着老师们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走”。
沈津爱书，书在他心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做研究离不开书，你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和书打交道，你和书之间是鱼和水的关系。”在沈津看来，这也是书之美所在，“如果一个学术问题通过看书、考证能够解决，带给人心灵上的愉悦，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美”。
多年来，在遍览古籍善本的同时，对于有意思的资料，沈津大多做了记录。“我的读书笔记很多。每当发现有用的资料，即便现在不会用，我一定会把它复印或记下来。”如今，这样的读书笔记已积累了100万字。
20多年来，沈津完成了《老蠹鱼读书随笔》《书林物语》《书海扬舲录》《伏枥集》《沈津书话》《沈津说古籍版本鉴定》等十多部著作，如今，他还在继续书写着。沈津说，他一开始想的是一生完成500万字，后来增至800万字，现在看来1000万字也打不住了。“我有幸经眼那么多古籍善本和普通古籍，通过书志、书录、书话的形式梳理它们的价值，让读者得以了解与利用，也算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一份力。”沈津说。
据《新华每日电讯》 刘梦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