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进士，历经三朝，其货币思想被后世高度评价。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白银外流、太平天国运动导致铜料短缺的财政危机，咸丰元年（1851年），他上奏主张发行可兑现的纸币，但未被采纳。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缓解危机，发行“户部官票”“大清宝钞”并铸造严重不足值的“大钱”，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时任户部右侍郎的王茂荫于咸丰四年（1854年）呈上《再议钞法折》，即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提及的第一份奏折。王茂荫力主将已发行的不可兑现纸币改为可兑现，并提出具体建议：允许钱钞兑换制钱、银票兑换白银，并令商铺、当铺可搭收纸币。其核心在于通过维持兑现能力来建立货币信用。

　　然而，王茂荫的主张与朝廷现行钞法相悖，咸丰帝朱批严斥其奏“专为商人指使”“不便于国而利于商”，并认为其是故意“激朕怒”。

　　随后，军机大臣遵旨议复，其报告即《资本论》中提到的第二份“大臣审议报告”。该报告逐条驳斥王茂荫的建议，结论完全采纳皇帝观点，指责其奏“尽属有利于商而无益于饷”“专利商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咸丰帝据此下旨，对王茂荫“严行申饬”，并很快将其调离户部。

　　马克思如何得知万里之外的中国奏折？这是因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该机构实为沙俄的情报站，其搜集到了那份“大臣审议报告”，并命人译成俄文，收录于1857年出版的一部文集。次年，该文集的德文版在柏林出版。马克思正是通过这部德文书，阅读到了那份详细引述皇帝朱批、王茂荫建议及审议意见的奏折译文，从而了解了这位中国官员的货币观点及其遭遇。

　　尽管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未能实施，但其强调纸币信用与兑现准备的思想，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纸币的发行必须同它代表的实际流通的金（或银）的数量成比例”等观点存在共鸣。王茂荫也成为《资本论》关注的中国官员之一。

　　据《中国档案报》 田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