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作为中国古籍文化的捍卫者，著名学者郑振铎坚守在“孤岛”上海，联合“文献保存同志会”，周旋于敌伪、书商、藏家之间，争分夺秒地抢救濒危古籍善本，为国家保留下极其珍贵的古籍文献。

　　各色猎手在行动

　　1938年，上海沦陷后的第二年，郑振铎40岁，在暨南大学执教。此前一直沉浸于古籍版本集藏之中的他，在这个时期最为关注的就是古籍安全与否。

　　阴云密布的上海滩，大批古籍涌入书市，各色猎手虎视眈眈。当时围绕着郑振铎“转悠”的日本人不在少数，他们都趁机来狩猎珍贵的古籍善本。日方曾派出一个汉奸文人给郑振铎送了一张大额支票，希望他能出来“维持”文化工作，郑振铎当场撕碎支票并怒斥汉奸。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郑振铎绝不允许敌人轻易得逞。

　　不久，郑振铎从朋友处得知自己上了日本人的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一共14人，全部是文化教育界人士。于是当天晚上，郑振铎就离家到朋友处借宿。

　　此时，一笔抢救在沪古籍文献的专款汇到，且负责中央图书馆的学者蒋复璁也从重庆前来上海，这使得郑振铎看到了希望。两人于1940年1月16日见面，畅谈中央图书馆要致力搜购重要古籍的事宜。

　　收购古籍一事，也得到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张凤举、北京大学教授何炳松等学者的关注和支持。几人商谈后决定，目前收书以抢购藏书家的书为主，要尽量劝说他们不要对外出售藏书，如果出售要整卖给中国政府，绝不能使之分散售出，或是流失国外。当然，也不能全围着大藏家搜购，要从多方面入手。只要市面上出现孤本、善本，非拿下不可，为此大家要有分工。郑振铎说自己一向喜欢多事，肯定要冲到前线多方负责。

　　于是，郑振铎与张凤举负责采访、收集情报，张元济负责宋元版本的鉴定，张寿镛与何炳松负责保管图书和经费支出，就这样，“文献保存同志会”的雏形就这么形成了。

　　有了资金支持，郑振铎便大着胆子去抢购古籍善本。当时，赫赫有名的浙江湖州刘家嘉业堂似乎格外受到日本人的“照顾”。早前，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大连图书馆曾于1938年3月买下刘家所藏44册《永乐大典》，此后更是想着要把刘家更多藏书收入囊中。对此，嘉业堂主人刘承干“殊感应付为难”，这也让郑振铎感到危机重重。

　　无论如何，还是要全力以赴。“文献保存同志会”通过与刘承干交涉，刘承干同意用嘉业堂在湖州南浔的普通藏本应付日本人，而在上海租界所藏的宋元善本及明代善本则优先保留给国家。

　　郑振铎最终以25万元的价格，秘密收购了嘉业堂1200多种明刊本精品古籍。虽说整体上来看是舍弃了一些古籍，简直是忍痛割爱，但郑振铎认为：“此类书多半为“史料”及集部孤本、罕见本，我辈不收，欲得之者大有人在。保存文献之意义，便在与某方争此类文献也。”

　　无意中与周佛海成了邻居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此时，紧张的气氛几乎达到了顶点，郑振铎已有多个朋友被捕。

　　从郑振铎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人名的记录非常谨慎，这是他在有意识地保护同道。比如，“冯”指的是中法戏剧专科学校的校长冯执中，“张”则为藏书家阿英（张若英）等。他在这一时期致信时多署名“犀谛”，是自己的名字“西谛”的谐音。郑振铎另有化名“陈思训”（另说是“陈敬夫”），对外以文具商的身份自称。

　　曾经，不少友人劝郑振铎后撤，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他自己也感慨道，不是不想走，并且想走不止一次，只是时局善变，身不由己，自身也还有使命在心，“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

　　为了使行踪更隐蔽一些，郑振铎于1942年搬至相对偏僻的居尔典路内一条安静的小巷子（今湖南路高邮弄），租住在一栋小洋楼的二楼。搬来后，郑振铎发现这栋房子对面是一幢有着高高围墙的洋楼，不禁好奇地询问房东其主人是谁。房东是郑振铎妻子高君箴的亲戚，便老实告诉他那是汪伪政府的“高官”周佛海的别墅，出入的尽是如汉奸胡兰成一般的“落水”之人。

　　郑振铎无意中与周佛海成了邻居，周围也有日伪的要人居住，这显然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但他迫切需要一个栖身之地，这栋房子与其好友巴金等人的住所都不算太远，他只好更加小心。

　　为了防止被人跟踪，郑振铎常常在一个不相干的站点下车换身衣服，眼镜也换上与之前不一样的，确保与平时装扮截然不同。婚、寿、丧宴从不参加。就这样东躲西藏，凭着一腔正气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牺牲自我保护古籍

　　纵览郑振铎抗战时期的日记、书信及文章，可以发现他对自己抢购古籍、保护善本的事业信心满满，志在必得：

　　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郑振铎之所以有此雄心壮志和显著成果，还有赖于同道中人的信任，如当时与之并肩奋斗的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阿英等。甚至远在苏北作战的陈毅也多次托人给他带话，希望为他提供必要的保护。

　　而对于家庭，郑振铎不无哀叹。他觉得自己疯狂收书和护书的行为给家人带来困窘，为此常感到内疚和无奈。郑振铎的孙辈郑源说起祖父时，总不忘祖母高君箴的贡献：“爷爷为躲避日伪抓捕，隐姓埋名，在外躲藏了4年，有家不能回。家里就靠奶奶一人支撑生计，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一儿一女。奶奶只得变卖掉首饰和嫁妆，苦苦熬到抗战胜利，应该说为了这个家立下汗马功劳。”

　　对于牺牲自我倾尽全力保护古籍，郑振铎的使命感尤为强烈，他在日记中写道：

　　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据《名人传记》 王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