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统治正式终结。此时,清廷麾下仍存有号称近百万的各类军队,主要包括八旗、绿营等旧式武装,以及甲午战争后逐步编练的新式陆军、巡防营等。这些部队在王朝崩塌之际,究竟流向何方?
裁旧练新
清廷直接管辖的军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八旗兵员极其有限,早在清前期即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绿营军由“兵”组成,基本战略单位是镇,编制单位是营。
据学者研究,八旗、绿营为清廷的常备部队,总数有百万之众。其中绿营军“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两上下”,耗费巨大却无纪律,同样充斥着腐败懒散之风,也近乎丧失战斗力。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外敌入侵日益强烈以及清朝内部民变频发,清廷逐渐加强对各省驻防旗兵的整顿和训练,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经历了太平军、英法联军的“冲击”后,“兴办团练”之风盛行,湘军、淮军逐渐兴起。
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组建起招募农民为勇、由绅士管带、兵随将转、兵为将有的湘军。1862年,李鸿章在安徽安庆组建起淮军,淮军在营制上基本仿照湘军,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又一支武装。
在晚清的时代浪潮中,湘军、淮军无疑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甲午一役击碎了旧式军队的幻想,裁撤和改编成为旧式军队的最终结局。从1895年起,清廷就仿照西方,改革军队。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军,可称其发端,直至清朝灭亡,全国共编练14镇18协4标,共计17万余人。
除了被编练为新军外,这百万军队还能去哪儿呢?
其一为改编成巡警,充任地方保卫。即从绿营兵中挑选合格的警备人员,分批培训,逐渐推广,起到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其二为编练巡防营(队)。此外,计口授田、设立工艺技艺所、开设学堂等也成为安置这批旧式军队的重要方式。旧式的八旗、绿营等通过以上这些渠道和方式逐渐走入社会。
新式军队
那么,那些编练的新军又走向了何处?
各地编练的新军(主要为陆军)除吸收和遴选旧式军队外,也从各地征募。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末的新军可分为北洋系和非北洋系(主要为南方新军)两大系统。其中北洋新军主要包括北洋六镇、江北新军、直隶新军、山东新军、河南新军、东北新军、京畿新军。
但清廷对新军的制约力较弱,清末编练新军的经费也依靠地方自筹,这使得私人对于军队的影响更深。
清朝学者刘锦藻在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中曾感叹:“自光绪年间开始改建新式军队,朝廷是因外敌侵凌的危机而警惕,不惜抛弃原有传统、效法西方模式,本以为军制焕然一新,就能重振军队斗志;谁能料到,最终军权大权旁落他人之手,祸患反而潜伏在朝廷内部。”
同时,得益于大量军事学堂的创办,新军知识化程度普遍提高,他们对于军队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很多新军士兵后来加入革命党,成为发动新军起义的主要力量。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并取得胜利,随后建立革命军政府。其他省的新军如湖南新军、陕西新军、江苏新军、江西新军、云南新军、山西新军等纷纷响应并取得成功,清政府统治陷入危机之中。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南方新军大部分倒向革命,清廷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袁世凯及其北洋军已经上升为“第三种力量”,影响时局走向。
1912年1月26日,由段祺瑞领衔的46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清廷,要求其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北洋军阀与新军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新军编练造就了北洋军阀的形成。袁世凯以新建陆军为蓝本,编练武卫右军、武卫右军先锋队、北洋常备军,最后形成北洋六镇,逐渐形成一支“私人化”性质的军队,辛亥革命后依靠这批力量走向舞台中央。
总的来说,旧式军队(八旗、绿营等)或裁或改,不再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新式军队,特别是其核心——北洋系,则直接变为北洋军阀,成为后续民国初期政治舞台的主导者;南方新军则多成为革命党人武装或地方军事力量的基础。
旗帜变换
在百万清军消散于历史烟云之际,无数个体的命运也随之沉浮。蒋维平的一生,便是这段历史的生动注脚。
他生于清末,19岁那年,他相信刀枪可以救国,于是投身行伍。从李鸿章的淮军旧部,到袁世凯、段祺瑞的北洋阵营,他亲身经历了一个旧时代的崩塌与新军阀的混战。
二十余年戎马,他看够了旗帜的变换与理想的破灭,最终解甲归田。他收起军装,拿起医书,办起了红十字会,仿佛要将前半生的硝烟都沉淀在药香里。
时局变换,卢沟桥事变爆发,蒋维平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1938年八路军挺进平西,年届六旬的他为实现抗日夙愿,毅然关闭药店,携带全部药品参加八路军,从事医务工作,而后在南泥湾,他又带领官兵开荒种药,将不毛之地变成生命之田。
他的人生,或许也为“百万清军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增添了一个充满韧性的答案。
百万清军,由满汉蒙等各族人民组成,是一群活生生的人,除了在战争中死去的,他们并不会随着清朝的灭亡突然消失,他们只是被历史的“无形之手”重新排列,有的没入市井,有的化身革命之火,有的沦为军阀棋子,也有的,在破碎山河间找到新的奔赴目标。
据《国家人文历史》 林昭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