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是中国社会学领域公认的先驱者，而他的另外两重身份——作家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老师——同样广为人知。不过，他性格冷静内敛，其学术光芒常被妻子与学生的盛名所掩盖。然而，这位沉静的学者绝非他人成就的附属注脚。

　　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

　　1929年，吴文藻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以燕京大学教师的身份，和冰心一起住进了燕南园60号。这是吴文藻人生中最为耀眼的一段时光，他有爱，有家，有书籍，也有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围绕在身边，可以畅快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在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社会学为何物的年代里，他的脑海中已经筹划着一张“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蓝图。

　　本科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正是当年常常造访燕南园60号，到吴文藻的书房中“漫游”的学生之一。初见面时，他本以为这位留学归国的青年会像当时所有从海外归来的社会学教师一样，用流利的英语为他授课。结果在课堂上，他听到吴文藻用纯正的、带有江浙口音的中文讲述西洋社会思想，这令他大为震惊。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大学教师中是极为罕见的。用费孝通的话说，西洋社会思想的概念，并不是中文语言中原本就存在的。他形容，这种翻译的难度，是比“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的。

　　当时，中国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吴文藻就计划着将学生们“送出去”，见更大的世面。他安排费孝通在本科毕业后去清华大学，跟随苏联人类学教师史禄国学习。此后，他又在1936年去伦敦时拜访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推荐在英国读博的费孝通拜他做导师。此外，他还推荐学生林耀华到最早设立人类学的大学之一——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而另外一位较早被他送到美国的学生李安宅，则在20世纪30年代就获得了调查美国“祖尼人”母系文化的机会。

　　这一系列的安排可谓极其系统、精准，似乎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晚年的吴文藻曾在自传中提到，他“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做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地安排”。他的预见性和计划性，为中国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后来，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人都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中流砥柱。

　　“书呆子”

　　在家中，吴文藻总是沉浸于读书、研究的情境中，忘记了周围的事情，留下了很多“书呆子”事迹。吴文藻的书桌上有一张冰心的照片，他号称“每天都看”。有一天，冰心将自己的照片换成了明星阮玲玉的照片，结果过了很多天，专心阅读的吴文藻都浑然不知。还有一次，全家人在院子里观赏丁香花，吴文藻的母亲喊他出来看，出来之后，吴文藻居然茫然地问冰心：“这是什么花？”冰心逗他说：“香丁。”结果，他也毫无知觉地跟着重复“这是香丁花”。因为这些逸事，内敛的吴文藻与开朗的冰心的婚姻，被清华校长梅贻琦调侃为“书呆子配交际花”。

　　如果人们知道吴文藻过去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位总是眼光茫然的“书呆子”，和年轻时酷爱文学、喜欢戏剧的吴文藻，居然是同一个人。1916年，15岁的吴文藻进入“清华学堂”中等部，在这里就读初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受到社会大环境的熏陶，吴文藻开始尽情吸收社会上的先进思潮。升入高等部后，他成为学校的活跃分子，还在《清华周刊》担任编辑，其间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他虽然性格内敛，但并不保守，在同学的要求之下，他甚至愿意在毕业晚会上反串女性角色。

　　吴文藻幸运地在清华交到了一生的朋友。作为其班长的梁思成数次在生活中接济他，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当面表达过对吴文藻的欣赏，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是他的师兄和挚友。就这样，这个新青年在师友的影响之下下定了决心。他决定跟随潘光旦的脚步，到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社会学，寻求“改良社会”之道。从那时起，吴文藻的兴趣开始专注于学术领域，那个喜欢文学的少年，也渐渐在他心中远去了。

　　外柔内刚的文人风骨

　　谈及吴文藻的学术历程，大部分人都会疑惑，为何他曾有过“黄金十年”的蓝图和野心，却在1939年之后，在学术界渐渐消失了踪影。实际上，他的命运转折与一个偶然事件相关，也和他这样刚直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

　　1937年8月，吴文藻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离开燕京大学，前往云南大学筹办社会学系。到了1939年7月，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突然给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的“社会学讲座”的资助方——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负责人致信，借着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一场学术争论，激烈攻击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

　　而傅斯年抨击吴文藻的原因，固然有着在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同时却也夹杂着门户之见和学术利益之争。数年前，吴文藻曾邀请傅斯年管理的中研院史语所的学者加入他的社会人类学团体担任兼职，被傅斯年拒绝。而吴文藻到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系之后，不顾傅斯年的警告，继续“招兵买马”。傅斯年对他“拉人”的行为极端不满，便发起了人身攻击。吴文藻觉得这种指责莫名其妙，他不理会校长熊庆来的斡旋，毅然从云南大学辞职，离开了学界。

　　1941年，吴文藻进入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1946年，他又携全家前往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盟国谈判顾问，一直到1951年，全家人才有机会回到国内。

　　1956年7月，吴文藻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有了新的社会身份。1957年，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1979年3月16日，吴文藻在一次座谈会上，亲耳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宣布“恢复社会学”的消息。很快，吴文藻开始参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生的教学活动。

　　1985年秋，吴文藻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生酷爱研究、教学和读书，除了“求婚书”之外，极少表达浓烈的情感。他在晚年曾经写下一篇自传文章，通篇都是对此生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回顾，私人事宜都是一笔带过。冰心看后都会嗔怪，她在他的人生中居然只占寥寥数笔。

　　据《中国新闻周刊》 仇广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