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或缅怀在苦难中不幸逝去的亲友，或踏上寻亲之路，渴望与失散的家人重聚。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即是其中之一。

　　李坤杰苦寻失散幺妹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四川泸州工作的李坤杰，一直深深思念着自己的幺妹李坤泰。自1928年小妹李坤泰从苏联回国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已二十余载。于是，李坤杰开始四处打探幺妹的下落，一心希望能有个结果。

　　为探听幺妹的下落，李坤杰多方奔走，绝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每逢有外省干部入川，或有同志出川，她总会想方设法托人协助查访；只要是能够查阅到的书籍报刊，她都会认真细读，期盼从中找到一丝希望。1950年，得知正在川南行署监察委员会担任统战部部长的陈林，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李坤泰有过交集，李坤杰立即前去询问。一番交谈后，陈林说自己确实于1928年在莫斯科见过李坤泰，但此后的事情并不清楚。

　　此外，李坤杰还委托时任川南日报社社长的李力众协助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后虽未能如愿刊发，但《人民日报》的相关同志在回信中表示，此事已转交“组织部协助调查”，如有消息，会及时来信告知。

　　1952年下半年，随着川南行署的撤销，李坤杰从泸州调回了家乡宜宾。为了更好地寻找幺妹，李坤杰尝试在家中翻找李坤泰的照片等辨识度较高的物品，但始终一无所获。恰在此时，李坤泰在宜宾求学时的好友郑双璧突然登门，将一张照片交到李坤杰手中。郑双璧说，这张照片原是李坤泰在上海时托付给其妹琇石（后改名郑易楠），嘱其转交给李坤杰的，因连年战乱、音信阻隔，直至今日才得以送达。

　　接过照片的一刹那，李坤杰顿时泪如雨下，照片中正是她苦苦寻觅多年的妹妹李坤泰。这是姐妹分别二十余载后，李坤杰第一次见到妹妹的模样。情绪稍定，李坤杰仔细端详，才发现妹妹怀中还抱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于是急忙向郑双璧打听详情，可惜对方并不知情。不过，郑双璧提到，如今在陕西宝鸡工作的妹妹琇石或许了解内情，随即将郑琇石的工作单位与联系地址一并告知。

　　李坤杰当即修书一封寄往宝鸡，不久便收到了回信。信中，郑琇石详细叙述了她在上海与李坤泰的交往点滴。例如，两人曾在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共事；自己曾帮李坤泰照料过孩子，后来因工作变动，李坤泰无奈又将孩子送至其丈夫陈达邦在武汉的老家抚养等事。然而在信的结尾处，郑琇石写道，自1931年分别后，自己便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李坤泰的音讯。

　　读完信后，李坤杰陷入更深的困惑中。妹妹如今究竟身在何方？妹夫陈达邦和孩子又在哪里？这一连串的问题在脑海中反复盘旋，而这些未解的谜团，也更加坚定了其寻找妹妹的决心。

　　同乡何成湘提供了新线索

　　在反复阅读郑琇石的回信时；李坤杰又从中捕捉到几条关键线索。郑琇石提到，李坤泰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化名为“李一超”，平时交谈中还常常提及周恩来，似乎与周总理较为熟悉。她想，或许可以通过向周总理去信询问李坤泰的情况。

　　1953年5月，李坤杰鼓起勇气致信周恩来总理。信中详细叙述了李坤泰的个人经历，重点介绍了其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对妹夫陈达邦作了简要说明。同年9月下旬，李坤杰收到了一封署名“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回函。但是打开信后，李坤杰倍感失望。原来，周恩来总理虽收到来信，但因当年在上海工作时交集有限，对“李一超”这一化名并无印象。

　　李坤杰并未放弃寻找幺妹的希望。1954年初，李坤杰得知时任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的江子能即将返回家乡宜宾，随后赴北京开会。于是，她委托江子能在北京开会期间，帮忙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打听李坤泰的下落，江子能欣然应允。

　　在京期间，江子能偶遇了一位同乡、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简单寒暄之后，江子能便提及宜宾李坤杰让帮忙寻找胞妹李坤泰之事。何成湘沉思片刻，说道：“电影《赵一曼》的主人公就是宜宾人，也姓李。你不妨回宜宾再仔细打听一下，看看是否确有其人。”之后二人越聊越深入，据何成湘回忆，抗战期间，自己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时，曾亲自找过赵一曼谈话。当时赵一曼的身份已经暴露，出于安全考虑，自己曾代表组织让其转移至珠河游击区工作，并建议她改姓李。赵一曼却回答道，自己本就姓李。在珠河抗日游击区，群众都亲切地称她“瘦李”。说到这里，何成湘话锋一转，问江子能是否携带李坤泰的照片。若有照片，自己可以帮忙辨认。可惜江子能此行匆忙，并未携带，但他随即表示，返回后，定会让李坤杰立即寄来。

　　同年6月初，江子能从北京返回宜宾，把从何成湘那里得知的消息全部告诉了李坤杰。李坤杰当即翻印了妹妹仅有的那张照片，寄给了何成湘。

　　英雄身世的最终确认

　　当李坤杰四处奔走寻找幺妹下落时，1942年从巴黎归国的陈达邦，也在四处打听妻子李一超和儿子的消息。自1928年两人在莫斯科分别后，由于通信困难，陈达邦仅在1931年收到过妻子的一封来信。为避开审查，信中只简单写了“你的儿子已经出生，一切都好，不必挂念”，并附上了一张她与孩子宁儿（原名陈掖贤）的合影。回国后几经辗转，陈达邦来到堂兄陈岳云位于重庆的家中，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儿子陈掖贤。然而，当他向陈岳云探寻妻子的下落时，却被告知李一超已在东北被日本人杀害。听闻噩耗，陈达邦泣不成声。

　　此后的数年里，尽管陈达邦父子早已得知李一超牺牲的消息，仍不断向各方人士探询李一超在东北时期的过往。1947年，陈掖贤居于南京时，四姐陈志贤告诉他：“你妈妈叫赵大姐，是一位做过许多革命工作的人。”而这一消息是从一个地下党员那里得来的。此外，1951年，陈掖贤遇到曾在东北工作过的文士祯。文士祯表示，从个人经历来看，李一超的事迹与电影《赵一曼》中的情节极为相似，认为该片所讲述的“赵大姐”很可能就是李一超。但由于文士祯并未直接与李一超共事，并无确凿证据。

　　这边何成湘在收到李坤杰寄来的照片后，已基本能够认出照片中的人正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赵一曼，但为确保万无一失，何成湘亲自携带翻印的赵一曼照片，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进行核实，并走访了多位曾见过赵一曼的当事人。经多方验证，最终确定李坤泰就是赵一曼。何成湘随即于1954年8月23日复信李坤杰，告知查证结果。当李坤杰读完何成湘的回信后，一时间悲喜交集。

　　1955年初，李坤杰几经打听，得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任弼时夫人），正是妹夫陈达邦的妹妹。李坤杰立即去信询问陈达邦与孩子的消息。不久，陈琮英回信传来佳音，李坤杰也终于找到了妹夫与孩子。而陈达邦父子通过李坤杰的来信也确切得知：李一超，就是赵一曼。

　　据《世纪风采》 王雅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