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农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做三件好事。

　　我与割草搭子二元，给生产队割草不要工分，以此作为其中的一件好事。定下做这件好事后，那天，我们把镰刀磨得比平时锋利，去田地也比平时早。我们脚步不停，径直朝草多的南大洼玉米地走去。玉米地里蒸腾的热浪让人窒息，汗水顺着下巴滴进泥土里，但我俩手中的镰刀却一刻不停。割出一小堆，我们就把背篓往前挪一挪，把草装进去。天还没黑，割的草就把背篓塞满了，只能往上面加，再用绳子绑好。背篓背在身上，草把我俩的头都遮住了。

　　我和二元把草背到生产队的牛棚前，负责称草的张大姑爹瞪大了眼睛：“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啦，你们俩小鬼在哪儿割了这么多草？”他用挂在木架子上的大秤钩起草篓，惊喜地报出斤数。要记账时，我俩赶忙摆手说不用记，这是送给队里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各自割了满满一篓草送给了队里。

　　张大姑爹头一回碰上这种好事，事后就跟老队长汇报了这事。老队长听后既意外又感动，为了鼓励孩子们多做好事，他嘱咐队里的会计写封感谢信送到学校，并奖给我们一本塑封笔记本。那封用毛笔写在红纸上的感谢信，在秋季学期开学前送到了学校。开学典礼上，校长读完感谢信后，把我俩请到主席台上，号召同学们向我们学习，多做好事，做一辈子好事。感谢信被贴到办公室的外墙上。因为这件事，我们成了学校里的“红人”。汪树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