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写于庆历五年（1045年）的滁州（今安徽滁州）。欧阳修自步入官场以来，官职稳中有升，并成为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核心人物之一。然而，“庆历新政”仅推行一年左右便告失败，成为一场未竟的改革。

　　作为改革派的坚定成员，欧阳修自然随改革失败而遭贬谪。反对派甚至罗织其私德污点加以攻击：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幼年丧父后投靠于他，后被许配给堂侄欧阳晟。不料张氏与男仆陈谏有私情，事情败露后被送官查办。主办此案的开封府尹杨日严，曾因贪污渎职遭欧阳修弹劾，便借机诬陷张氏在出嫁前与欧阳修关系不当。这些“不实之词”在改革派失势的背景下迅速发酵。最终，时任河北都转运使的欧阳修被贬至滁州。

　　欧阳修难以忍受这般污蔑，但也深知贬谪难免。奋斗十年的理想受挫，期盼的革新气象消散，他自号“醉翁”，与其说因贬官所致，不如说源于平生志向遭遇重创，内心之愤懑不言自明。

　　将仕途坎坷寄托于山水，《醉翁亭记》也不例外，其中的关键句透露出其心境：

　　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醉翁”之称颇有意味，欧阳修并不嗜酒，年方四十亦未为老。酒与醉实为山水之乐的辅助，欧阳修真正沉醉的是自然之美。而“酒”被他视为减轻痛苦的媒介。

　　若欧阳修仅止于寄情山水，《醉翁亭记》恐难有后世之崇高地位。除了山水之乐，“与民同乐”的思想更使其文其人生辉。

　　欧阳修很早就形成“与民同乐”的理念，并始终为百姓的福祉而努力。《宋史》记载，他贬官夷陵（今湖北宜昌）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感叹道：“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此处理政务再不敢轻忽。

　　夷陵的冤假错案深深触动了欧阳修，让他意识到在朝堂宏论之外，地方百姓可能因官员渎职而遭受苦难。国家不仅是抽象概念，更由亿万黎民组成。这一认知，正是欧阳修的深刻之处。

　　据《北京晚报》 邹安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