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关中平原的农村，苦读四年乡村小学后，1956年考上县城高小；又读了两年高小，1958年考上县城唯一的初中。那时全县有一千多名小学毕业生，初中却只招180人，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我考上县初中，全家人都高兴——那时县城的中学就是“高等学府”。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家里就开始为学费犯愁。当时农村人普遍贫穷，我家更是拮据，父母靠种地维持生计，勉强能解决温饱，哪有闲钱交学费。我上学要交二元五角的学杂费，加上作业书本费，总共得五六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大开支。

　　为了能继续读书，我跟父母说：“我要出去自己挣钱。”我家离县城不算远，我便想着去城里找找杂活干。农村孩子上学晚，我当时已经十三四岁，不算太小了。那天到了县城，我东走西看，没找到合适的活计。转念一想，既然都到县城了，不如去初中看看。学校门口没有门卫，我壮着胆子走进校园，一眼就瞧见有农村建筑队在盖房子，人还不少。我凑上去问工头：“你们需要小工吗？我想做几天杂活，挣点钱交学费。”他大概是觉得农村娃能吃苦、会干活，或许出于同情，随口就说：“要，你来干活吧，一天二元五角。”我赶紧答应：“行！”

　　第二天，我怀里揣上两个馍当午饭，早早到了工地。工头安排我抬砖头，我和工地上另一位年轻人搭档，先把砖头整齐地摆到木板上，在木板上套好麻绳，再穿上长长的木杠，一起把砖抬到施工处，之后一块一块递给砌墙的匠人。除了吃饭时间，我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天，一共挣了七元五角。拿到钱时我兴奋极了，终于不用为学杂费发愁了。

　　李树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