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从广东辗转撤回上海。不久，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他与吴玉章、林伯渠等30余人一起，从上海登上一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转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开始了在异国军校的求学生涯。

　　穿将领服的学员

　　在莫斯科城东北角，有个叫弗尔道渥的地方，十月革命后改称“红色兵营”。这里是刘伯承就读的苏联红军军官的摇篮——高级步兵学校校址。这所军校在苏联红军内享有较高的声誉，该校许多毕业生后来分别担任了师军、集团军及方面军的指挥官，成为苏军的骨干。

　　刘伯承在校时，校长是斯莫林上将。课程有战术、兵器学、地形学、炮兵、工兵，联共党史、政治工作、政治经济学，以及俄文、几何等。除课堂授课外，还有队列、射击、投弹、马术和野外攻防演习等等。

　　中国学员入学后，编成了一个中国连，下分三个排。连长是朝鲜人，排长是王智涛、田德修和彭文畅。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刘伯承取名“鲍里斯·伊万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编在第16班。这个班都是中国学员，其中的中共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唐赤英为党支部书记，刘伯承、张西林、陈林为党支部委员。

　　学校为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在开学后的一个晚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首先由校政治委员米哈伊罗夫中将致欢迎词，他说：“刘伯承同志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

　　刘伯承戴着眼镜，身穿苏联红军军服，肩章上缀着两枚闪光的菱形徽章——这是苏联红军将领的标志。他在掌声中登上讲台，代表一起入学的中国学员致答谢词。他对校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之后，表情坚毅地说：“我国的革命事业暂时遭受了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努力学习，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

　　攻克俄语关

　　第16班这30来名中国学员学习俄语都非常用功。可是，学习条件却并不理想，甚至连一本俄华字典都没有找到。有的同学便想办法找来了日本出版的《露和辞典》。这是俄日字典，懂日文的同学就拿这本字典当作参考书。此外，第16班还请来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中国同志，当他们学俄语的辅导老师。

　　学外语，刘伯承是同学中最困难的一位。这是因为他年龄最大，35岁了，已经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段。加上他又是四川人，学俄语发音就更困难些。刘伯承不会日语，所以《露和辞典》帮不了他的忙。他的办法就是在课下多请教那位图书馆的辅导老师，按照老师的建议，先学习一些生活和课堂用语，同时学习步校的俄语课本，然后再找一些容易看懂的俄文小说来读。

　　有时，其他班的中国同学来看他，见他做翻译练习很吃力，就对他说：“你先休息休息，这一段我们替你翻翻吧。”刘伯承却说：“老弟，这个还得自己学着翻，别人代替不了。”

　　刘伯承后来常对子女讲起他在苏联学习的事，他说：“那时，在学习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咋个办？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学，刻苦地学，人家学一遍，我就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就学百遍。我的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学习，努力学习。”

　　刘伯承当年的几位同学回忆说：“伯承同志虽然年龄较长，视力又欠佳，可是，他比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同学用功得多，不但严守学校所有的规章制度，而且还坚持起早锻炼。莫斯科冬季早晨的气温常常是零下十几度，他仍然坚持。我们常常发现，他在我们去操场之前，早已在那里朗读俄语。他说，这样做，第一不妨碍别人的安宁，第二早上空气新鲜，容易记忆，这是学习外语的好窍门。”

　　刘伯承除自备单词小本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写满生词，边走路边看，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刘伯承的俄语成绩显著提高。他的口语虽然差一点，但阅读和翻译能力在第16班是最好的，在全校的中国学员中也是第一流的。

　　把被“亮相”当作鞭策

　　高级步校开设的课程是比较多的，教学、生活十分紧张。教员每天大约讲授5个课时。一般是上午10点讲课，12点下课；下午2点上课，5点下课。后来，又增加了晚自习。

　　校长斯莫林上将治校很严，规定在教员提问时，学员必须起立回答，如果回答不正确或不完整，就不能坐下，只有在其他学员回答正确时，教员让他复述一遍正确答案后，才允许他坐下。不论苏联学员，还是外国留学生，一律如此，不留面子。学员们把这种惩罚叫“亮相”。刘伯承虽为将军级学员，也毫不例外地被“亮”了几次。但是，他把被“亮相”当作鞭策，付出了比年轻同学更多的努力。

　　自从刘伯承攻克了俄语关之后，如虎添翼的他更加勤奋攻读，不畏困难，各门课程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只有射击课例外，那是因为他在护国军讨袁战争中失去了右眼的缘故。

　　本来，学校对于刘伯承这样的高级将领，并不要求他们的枪法有多准，只是让他们在进行实弹射击时，跟其他学员一起打打枪，熟悉一下各种步兵武器的性能就可以了。然而，刘伯承却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兵，严格要求自己。他刻苦地练习用左眼瞄准、左手击发。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他的步枪和手枪射击成绩都很有起色，虽然环数还不高，但基本上每轮射击都能中靶了。在期末的射击考核中，他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绩。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近两年时光里，刘伯承系统地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比较系统的军事理论。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军事人才回国从事武装斗争。刘伯承听到消息后很受鼓舞。1930年5月，刘伯承被组织上安排启程回国，于8月到达上海，担任中央军委编译科科长，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

　　据《世纪》 谢武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