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如果说东北大城市中党的领导机构是革命斗争的“心脏”，那么地下交通线无疑是将血液从心脏泵向全身的“大动脉”。无数重要文件、情报物资乃至干部经由一位位地下交通员，被输送到遍布东北各地的抗联武装部队之中。而当交通员返回时，他们又将带回各地抗日斗争的宝贵经验与情报。地下交通线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着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成败与发展。

　　黑暗中的红色网络

　　在东北沦陷后高度紧张的氛围下，大城市中党的负责同志往往必须分散居住，而相关工作则秉承着“内外隔绝、单线联络”的原则秘密开展，如非必要，一般不得发生横向联系。而在“不得不”发生横向联系的干部中，则以省委秘书长的任务最为艰巨：秘书长通常掌握着省委内部，以及各地特委、支部之间的全部关系，一旦被捕，则满盘皆输。由此地下交通员又发展出“内交”与“外交”之分——内部交通员通常由省委负责同志的家属担任，负责在党的机关内部传递文件；外部交通员则在省委秘书长直属的交通机关领导下，联结各地党组织。

　　“内交”与“外交”之间互相隔离，最大限度减少组织暴露后的损失，同时为了便于外地交通员联络，大城市中又要设置地下交通站或是秘密联络点，通常由地下党员以饭店、杂货铺等人流量大的地点为掩护进行联络。

　　此外，东北的地下交通工作较之于关内根据地尤为特殊：除了联通东北内部的地下交通网络外，这里还有一条以中东铁路为主干、通向苏联的国际地下交通线。然而，这条交通线上蕴含的风险也格外致命。

　　清廷自认东北乃是爱新觉罗家的“龙兴之地”，因此长期锁关，导致东北地广人稀。日后日、美、俄诸国相继盯上东北，试图将此地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更是借修筑中东铁路之际，打通了欧亚大陆桥，并在广袤平原上凭空建起一座崭新的城市——哈尔滨。此后，东北历经日俄战争、皇姑屯事件等，最终在东北造就了中外混居、治权分属的奇异时局。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的主权自然归属国民政府，具体治理则由张学良一派的奉系军阀负责；东北最主要的铁路——中东铁路，其北线由中苏共管，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夺取的南线则更名为“南满铁路”后由日本管理，沿线更有日本军队驻扎。所以，哈尔滨等大城市成了早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交通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日本人与军阀势力疯狂绞杀革命组织的修罗炼狱。

　　交朋友、发传单与找工作

　　跟一些惊心动魄的谍战片不同，城市里的地下抗战活动往往危险而又平淡，许多党员的日常活动无非是交朋友、发传单与找工作。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活动，支撑起了党的地下战线。

　　交朋友，乃是调研民情、发展党员、充实党组织的必由之路。为了能让自己更好地融入百姓之中，地下党员们可谓“各有高招”：后来出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的李世超，乃是知识分子出身，高度近视，但为了跟码头工人交朋友，愣是摘掉眼镜钻进码头旁工人扎堆的小店里，每天给这些工人讲《三国》、写家书，在摸清底细后逐渐向其中思想比较进步的工人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吸收他们加入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之中。

　　自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始终宣称“日满不可分”，鼓吹所谓的“建国精神”，宣扬伪满乃是“王道乐土”，而地下抗日宣传品的存在，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自己究竟来自何方，与日伪的奴化教育形成尖锐的冲突。因此，敌人一旦发现抗日宣传品，往往惊慌失措，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以“全城戒严”的手段加以应对。

　　传递各种宣传品和文件堪称地下党的最大挑战之一，因为只要被敌人抓获便“物证俱在”，根本不可能蒙混过关。许多有经验的交通员与地下党想出了专门的应对策略，如有的老太太利用自身优势，打扮成哈尔滨街头常见的“缝活”妇女，将宣传品藏于破烂的衣服、碎布和针线板内，沿街游走。交通员李升正接到省委任务后在江边盘桓了两日，专门等到一个县里的柜台伙计，利用生意人喜欢广结人脉的心理跟他交上了朋友，最终托这位小伙计提前将装有文件的水果糖罐子带下汽轮，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逃过一劫。

　　不过跟“交朋友”与“发传单”比起来，更要紧的是“找工作”。东北沦陷后，由于跟内地的交通隔绝，东北地下党难以获得中央支援，因此经费困难尤其突出，大连等地的特别支部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一来可以掩护身份，二来可以用劳动报酬支援党的行动，堪称一举两得。为了能多赚一点钱，有的同志甚至找了几份兼职：中共满洲省委宣传干事王铸在中学教书并兼了许多课程，一方面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一方面将大部分薪水交给组织；有些地下交通员则是一边运送情报，一边沿途打零工补贴交通费用，堪称“自带干粮参加革命”。这群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地维系着地下抗日工作的开展。

　　危城谍影中的生死较量

　　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日本假借“归还主权”的名义向伪满移交了日本在东北的警察体系，从而使得日本警察名正言顺地介入伪满警察系统，各地特务科、特务股的核心骨干自然非日本人莫属。而在有编制的特务之外，则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种“嘱托”与“眼线”——1935年，满洲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宣传委员杨勃被捕，就是因为在大家公认“安全”的团机关联络站院里，有一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职员乃是敌人的眼线，他在怀疑上团委的同志后买通更夫窥伺许久，将团省委的几个干部逮捕。而刘明佛与杨勃在威逼利诱下将自己知道的秘密全盘托出，造成了1935年的满洲省委大破坏。

　　东北沦陷之后，随着特务统治的加强，日本人的刑讯手段也被分成了“金木水火土”五种：金刑自然是使用各种金属器具进行殴打、切割；木刑则是以棍棒击打，或是将人反绑后以木棍穿过绳结，高高吊起；水刑则以淹溺为主，抑或是将辣椒水、脏水灌下后猛击腹部；火刑是用烙铁烫烤皮肤，或是直接以火焰燎烧肢体；至于土刑，最常见的便是将人装入麻袋，然后命人抓住四角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的所谓“土飞机”。施刑时，日本宪兵丝毫不顾及受刑者的性命，因刑致死者比比皆是。

　　然而，被摧毁便去重建，被封锁便去开拓，被压制便去奋起。从1936年开始，中共中央本着“多线派遣、单线领导”的原则开始向东北地区派遣党员干部，试图重建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关内一个又一个单位将精干力量送往东北，最终将茫茫雪原再一次染上红色印记。

　　据《国家人文历史》 刘志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