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情报工作是隐蔽战线的主要斗争之一，情报战线的英雄们在看不见的战场上进行着一场场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杀。他们赴汤蹈火、忍辱负重，以情报信息为武器，于无声处建奇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组建八路军、新四军情报网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情报工作主要由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情报处负责。1940年冬，中央社会部决定由社会部秘书长林一带领7人组成的情报保卫工作组，从延安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工作，主要执行搜集敌伪情报的任务。

　　1941年下半年，工作组改为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林一为科长，直接接受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领导，不再向中央社会部直接汇报。此时，抗战已经进入到极为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上，日本将更多兵力投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人民军队的情报工作面临新的严峻形势。同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设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115师、120师、129师等各司令部成立情报处。

　　1941年12月7日，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在驻地山西辽县武军寺村成立前总情报处。前总情报处是在原情报科和原技术侦查科（对外称新闻台）的基础上组建的，处长由左权兼任（牺牲后由滕代远兼任），副处长是项本年。前总情报处下设四个科：派遣科、侦查科（对外称交通科）、无线电侦查科（对外称新闻台）、爆破科。此外，八路军还成立了各师情报处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二级军区情报处以及二级军区下属的各军分区情报处，并在县一级和战略要地设情报站，从而构建起自上而下的五级情报网。

　　与八路军相似，新四军也设立了军部情报处，各级部队设有情报科或侦察连、敌伪工作部（专门负责对日伪军的策反、瓦解和情报搜集工作），新四军还与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利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网络获取情报。

　　潜伏到敌人的心脏里

　　“打进去”和“拉出来”是情报工作的两种主要手段。打进去，即挑选政治上绝对可靠、在敌区有家庭或社会关系、方便展开工作的人员，向敌区秘密派遣，也叫“安钉子”，首要任务是挑选合适的人员。为此，时任派遣科科长的林一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军范围内选人，并多次赴“抗大”总校挑选干部。徐楚光就是被严格考察后选中的一员。

　　徐楚光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鄂豫皖根据地直属团连长。同年秋，受党组织派遣从事策反国民党军工作，潜入湖北、广西、河南、山西等地国民党军中任职。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后调任延安“抗大”一分校参谋教官。1942年，徐楚光被派遣打入汪伪内部。经过努力，他很快在南京站稳脚跟，先后担任汪伪军事学校上校战术教官、陆军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汪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上校参赞武官、汪伪中央感化院政治教官。他利用身份大胆发展情报人员，组建情报网，先后将流落南京的国民党军官刘蕴章、陈轶群、杨本芬，中将洪侠，汪伪参赞武官公署中校王宗良等争取过来。他还通过洪侠，接触了汪伪军委会参谋次长项致庄。这样，汪伪中央上层的政治、军事、经济、特务活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到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

　　1944年8月，徐楚光和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伪中央军校政训员的赵鸿学“结识”了伪警卫第3师师长钟建魂。警卫第3师是汪伪政权的“御林军”，装备好、战斗力强。徐楚光经过深入了解，得知钟建魂早年曾加入党组织，一直有心回归。在徐楚光领导下，赵鸿学经常与钟建魂接触，向他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并一起商定起义方案。1945年8月13日，钟建魂率领警卫第3师官兵3000多人，会同徐楚光和新四军有关人员宣布起义，加入人民军队大家庭。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有力打击了汪伪政权。

　　党中央与敌后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建立和维护地下交通线是情报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用以担负各根据地之间的物资运输、人员护送、情报和书报传递等任务。滕代远担任中央军委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后，专门在情报处设立了交通科。

　　抗战时期的晋绥边区，西边拱卫党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东边连接晋察冀边区，北边是秘密的国际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由于日寇在铁路、公路两旁不断增设据点、加强守备力量，给我交通工作带来极大阻碍。为改变交通线上的不利状况，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中指出：为保证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干部能够迅速而安全地互相传送，所有各根据地之间，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要求各根据地最高党组织立即选派能力强、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建立交通据点。在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秘书处之下设立交通科，指定专人负责，希望在两个月内将各区之间的秘密交通线连接起来。

　　当时，晋绥地区的交通任务主要是由第八分区担负。在敌我相交的绵长交通线上执行护送任务，交通员不仅要军事素质过硬，还要有机警的头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对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说：“各地代表顺利地来延安开会，全靠你们了。”据不完全记载，晋绥地区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底，共接送干部2852人。

　　交通队还承担着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运送日伪书报的任务。中央情报部据此编印成《书报简讯》供中央领导参阅。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少将以上军官投降日寇的名单（从1941年到1943年8月，投降日寇的国民党中委20人、高级将领58人），就是由书报简讯科根据平时积累的人物资料提供给党中央的，起到了揭露蒋介石投降政策、制约其投降日寇的作用。

　　军民一心，其利断金

　　毛泽东曾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抗战期间，广大敌占区人民群众成为我军情报工作的“耳朵”和“眼睛”，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勇敢和牺牲精神。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发明了“消息树”（就是村民在村口或高处竖起一棵假树或旗杆，平时直立表示安全，一旦发现日军“扫荡”，立即放倒通风报信）和“鸡毛信”来传递情报。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原型是沙家浜的茶馆老板胡广兴（改编后变成了老板娘“阿庆嫂”)，他以茶馆为据点，为新四军搜集日军动向的情报，并通过暗语传递情报。此外，在河北冀中平原，群众挖掘了纵横交错的地道网，不仅用于隐蔽作战，还是传递情报的重要通道。

　　东北抗联女战士赵一曼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时，依靠工人、农民建立情报网络。她曾伪装成农妇，潜入日军占领区搜集军事情报，并组织群众破坏日军铁路和通信设施。被捕后她受尽酷刑仍拒不透露抗联情报，最终英勇就义。女作家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打入汪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76号”，以文化界名流身份周旋于敌营，获取高层情报。她背负“汉奸”骂名多年，忍辱负重，直到抗战胜利才平反。

　　抗战硝烟虽已散去，但历史记忆不可磨灭。正如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慰劳保卫工作人员的晚会时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据《党史博采》 王增祺 王杨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