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在兴隆县工作时，曾担任三年驻村干部，在农村生产队蹲点，协助发展农业生产。

　　1973年夏末秋初的一个上午，我在跑马场公社麻地大队第六生产队，和社员们一起耪“秋板地”。生产队长马长明分给我一垄地，我猫腰挥起锄头，和大家一同干了起来。

　　当地所说的耪“秋板地”，就是在夏末秋初，用大锄对玉米地进行最后一遍锄地。这样做可以除草松土，让玉米长得更粗壮，玉米粒灌浆更饱满，从而提高粮食产量。我出生在冀南平原的农民家庭，耪地的活计干过不少。但兴隆县地处塞外山区，土壤里夹杂着很多碎石子，地面板结僵硬，我把锄头使劲往下摁，它却不肯“吃地”，只在地表滑过。我只得把腰弯得更低，前腿弓，后腿绷，浑身使劲，才能把土松动浅浅一层。

　　这个季节，玉米秧已经长得比人还高，钻进玉米地里，就像进了蒸笼，浑身冒汗。我索性脱掉外衣，只穿一件背心。社员马永恒连忙对我说：“老杨，这可不行，把外衣脱了，一会儿胳膊就该被划破了。”起初我没当回事，照旧穿着背心锄地。可果然如他所说，玉米叶在胳膊、胸脯上蹭来蹭去，叶片边缘像刀片似的又薄又尖，不一会儿就把胳膊划出好几道血痕。汗水渗进伤口，热辣辣地疼。又过了一会儿，左胳膊被玉米秧上的洋辣子（一种会蜇人的虫子）划了一下，很快就隆起一片像荨麻疹似的疙瘩，又疼又痒。

　　当时我真想打退堂鼓，但我清楚自己的身份，要是这时候离开，会在群众中造成怎样的影响。于是我重新穿上外衣，一头扎进玉米地，和社员们一起往前耪地，这样一干就是三天。

　　杨鸿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