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正上小学,识字量虽然不多,但已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了。父母都是农民,不识字,只认得自己的姓名,所以写信这件事,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晚上吃完饭,母亲收拾停当后,就盘腿坐在土炕上,手里做着针线活儿。我搬上一个小马扎,趴在炕沿上,在竹编炕席上垫一个厚本子,上面铺开方格稿纸,给远在千里之遥的山东老家的亲戚写信。母亲说一句,我就记一句,遇到不会写的字还得查一查字典。收信人翻来覆去就两个,一个是我从未谋面的爷爷,一个是只见过一面的舅舅。
虽然信的内容已经都记不得了,但每一封信的开头我却记忆犹新——“尊敬的父亲大人:您好!见字如面。身体一向可好吧?儿子在他乡向您老及诸位亲人问好。今天去信不为别事,只因……”每一封家信的开头几乎都是这样一个模式。熟悉“业务”之后,我已经无须母亲口述前面的寒暄问候语,并且无师自通,懂得灵活使用人称。给爷爷写信,要用父亲的口吻称之为“父亲大人”;给舅舅写信,便以母亲的口吻呼之为“弟弟”。只要把人称一改,一路套下来即可,但无论怎么变,“见字如面”四字却不能丢。
“见字如面”是一个有文言味道的词。亲人们彼此远隔千山万水,多年不见,只能鸿雁传书寄托无限的思念。不能见人,只能见字,见了文字,也就等于见人一面了!
上世纪50年代,父母从山东到黑龙江垦荒,最终在嫩江平原上的一个小山村扎下根,在天寒地冻的北大荒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面朝黑土背朝天,辛勤耕耘劳作,但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包产到户前,因为家里劳动力少,年底经常分不到几个钱,回老家探望的念头根本不敢有。包产到户后,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耕牛,日子渐渐好起来,年终岁尾买上一张火车票,直奔“关里家”省亲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或许是生活的牵挂太多,或许是一年到头不停地劳作,父母回“关里家”的次数少之又少,与老家亲人最多的联系方式还是写信。一到秋天,父母还会随信邮寄一些东北的土特产,诸如木耳、蘑菇之类的山货,给亲人们尝鲜。老家的亲戚,有时会邮来地瓜干、大枣等山东特产。每一次邮递员送来包裹,都成了我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刻。我写信便更有劲头儿了。
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见字如面”已然成了老皇历。语音实时通话,视频连线面对面,早已替代了旧日的鸿雁传书。我们习惯于把思念压缩成一段微信留言或表情包,轻轻一点即可到达。“见字如面”,再也没有那么强烈。
我们拥抱了时代的便捷,却不应遗忘情感的厚重。技术的进步,旨在让我们更高效地沟通,而不是浅薄地表达。真正的“见字如面”,不在于是否用笔写字,而在于那份是否愿意为了一份思念而投入时间、专注和郑重其事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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