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里加急”真的意味着日行八百里吗？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千里马”，能够“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不过，古代各朝各代的“里”，长度并不相等。以周朝为例，当时的一里约合三百米，因此，“千里马”一天的行程也不过是三百公里。

　　那这个“八百里”的速度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据《后汉书》记载，“八百里加急”是汉代一种紧急军情报告制度。按照这个制度，每三十里设一个驿站，每站都有专门的驿使负责传递信息。当有紧急军情需要上报时，驿使会骑马飞奔，日行一百五十里。如遇紧急情况，则会启用日行三百里的“奔命书”（汉代紧急军情文书）。

　　汉宣帝时，羌人结盟，前去巡视的大汉使臣义渠安国处理不当，导致羌人不满，西北局势不稳，于是启用“奔命书”。根据《甘肃省志邮电志》记载，汉朝从金城郡到长安大约是一千四百五十里，七天时间跑了一个来回，平均下来一天四百一十里。

　　汉代为高效驿传奠定了基石。到了国力空前强盛的隋唐，不仅驿站网络星罗棋布，而且对传递速度的要求也进行了制度化、分级化管理。

　　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近1700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2万多人，其中驿兵1.7万人。

　　北宋神宗时，驿传的制度管理更趋向于高效化，建立了“金字牌急脚递”制度。驿站常备快马，要求“过如飞电，望之者避路”。“金字牌急脚递”配发红漆黄金字的木牌，上有“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的字样。递卒不舍昼夜、风雨兼程，快马系有铃铛，沿途递铺交接公文须在道路上进行，听到铃声立刻派骑兵于路口等候，拿到公文后快马加鞭飞驰下一站。

　　明代，虽速度未显著提升，却在管理体系上更加严密，公文需附“火票”注明时限。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登基未满一个月，就下令设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并要求“每十里设一铺，铺丁十人”。全国设急递铺约两万处，形成以南京、北京为中心的辐射网络。明成祖迁都之后，更是开通了连接13个布政司的七大驿路干线。

　　清朝在沿用明代急递铺的基础上，增设“驿站”“塘站”（边疆军事通讯），中央设兵部车驾司与理藩院分管内地与边疆驿务，形成以北京为中心，驿路分为官马北路、官马南路和官马西路三大系统的交通网络，便于朝廷传递文书和运输物资。康熙年间，吴三桂叛乱时，昆明至北京近3000公里的军报，清朝驿卒仅用9天送达，其速度堪比现代普通的平邮。（据《北京青年报》 马庆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