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书。那时，每年“三夏”和“三秋”两个大忙季节，学校都要放半个月和一个多月的农忙假。在这两个假期里，我几乎每天都在生产队里和社员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

　　参加生产劳动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累。而割小麦被列为累活之首。当年割小麦都是人工割，我们要拿镰刀屈身在麦地里，上面烈日当头，下面麦茬麦芒刺身，还要挥舞镰刀争分夺秒，劳累可想而知。

　　夏锄也是一项时间紧、任务重的活计。夏天雨水多，田里的杂草发了疯似的生长，如果不及时锄地，庄稼就荒芜了。为了早日完成锄地任务，生产队常常采用“包工”的方式。所谓“包工”，就是把全队的几十个劳动力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七八个人，由队委会成员担任小组长，再把地分配到各个小组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锄草任务。

　　“包工”锄地确实累。社员们光着膀子，头顶烈日，手握锄把，前腿弓，后腿蹬，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特别是到了傍晌，累饿交加，社员们时不时伸长脖子遥望山间小道，盼着送饭人员快点把饭送来。社员们还发明了一种激励办法：坝头地的上头有一湾泉水，这泉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社员们快速锄到地头，然后躬下腰“咕咚咕咚”喝一肚子清凉的泉水，一拍肚子，又来了精神，继续锄地。我当时只有十几岁，累得喝水也喝不下，勉强喝下一点儿，也不能像大人那样精神焕发，只能咬牙坚持。劳累一天，睡一宿觉，醒来后，腰酸腿疼，比干活时还难受，真是不想爬起来。但是，凭着心中的信仰，我还是坚持继续上山出工。

　　劳动时，我很愿意和一位被大家称为“二奶奶”的社员在一起。其实他是一位正儿八经的老爷们，只是因为长相和说话的声音有点像妇人，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一个“二奶奶”的外号。“二奶奶”有一肚子的故事，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我俩也因此成了忘年交。如今，他也应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赵明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