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九月，正是开学季，又逢教师节。此时，总让我想起初中时，班主任杨老师三次劝我回校读书的事。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就读于十几里外的乡中学。那时没有寄宿，每天天不亮就得步行上学，中午啃几口馍馍夹咸菜，晚上到家已是天黑。初一下学期，几乎天天下雨，乡间全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裤腿沾满烂泥，迈不开步。我本就瘦小体弱，终于撑不住了，决定辍学。一连三天没到校，第四天，我正帮父亲犁地，杨老师突然出现在眼前。那时学生都怕老师，我吓得转身就跑，杨老师边追边喊，我跑得更快了。忽然身后传来“哎哟”一声，我回头一看，戴近视眼镜的杨老师摔在了土路上。我立刻跑过去，他擦着鼻血，厉声说：“几公里的路，几天毛毛雨，就把你吓倒了？想想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草煮皮带都挺过来了。这点苦都受不了，你还算男子汉？”我耷拉着脑袋，知道自己错了，第二天就回了学校。

　　我家有六个姊妹，日子过得紧巴。父母起早贪黑忙里忙外，担子重得很。刚上初二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父亲说：“明天别上学了，读三年书最后还不是回家种地？不如趁早学门手艺。”他的话不无道理，我们上千人的村子，有时好几年都考不出一个学生。我问学啥，父亲说学木匠。那会儿木匠吃香，“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我当场就同意了。可就在县城的木匠亲戚家学了三天，哥哥就进城把我叫了回去，说杨老师又找上门了。杨老师跟父亲说：“不管啥人，得有知识，知识能改变命运。过去穷人没学上，吃够了没文化的亏。现在新中国，就得让孩子多读书。”他又对我讲：“学手艺重要，但读书一样重要，要往长远看……”杨老师苦口婆心的劝说，使我第二次背上书包回了学校。

　　第三次被劝回校是初三上学期。那时小学不学英语，到了初中才开始学，可是我压根学不进去，连26个字母都记不住，单词不是念错就是发音不准。英语老师经常让我到门外罚站，我的自尊心很受打击，干脆又不上学了。那天正下大雨，我打猪草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杨老师和英语老师都在我家。父亲先狠狠骂了我一顿，英语老师也说她是恨铁不成钢，方式不太妥当。杨老师则批评我：“不求上进，偏科，见困难就躲。为啥其他科目都优秀，就英语不行？还是没用心学。只要肯登攀，路就在脚下。”他当场问我想不想上学，有没有信心学好英语，我立刻点头。

　　之后，杨老师和英语老师专门为我制定了英语补习计划：每天下午放学后，杨老师在办公室辅导我一节课；每周六，英语老师在家辅导我半天，我自己也早晚多记多背。在两位老师的悉心帮助下，我的英语成绩从全班倒数第一冲到了全年级第一。后来，我还把这段学习经历写成作文《倒数第一的英语课》，发表在了省青年报上。

　　杨老师三次劝我回校的事，转眼已过去四十多年，却仍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在此，我想向人生中最敬爱的老师们道声谢——他们就像一根根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了别人的路。汪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