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一生传奇：只是举人出身的他，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成为清朝为数不多的由举人而成为大学士的汉族大臣，并因军功被赐封为一等恪靖伯、二等恪靖侯，死后赐谥文襄。鲜为人知的是，在左宗棠非凡的功名之外，其书法和学问同样令人称道。

　　“言为心声，字为心画”

　　左宗棠喜好书法。据《左宗棠年谱》记载，左宗棠在12岁时开始留意书法。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左宗棠到湖南安化为后来的女婿陶桄授课，虽独身一人在外教书不免寂寞，但很快他发现陶家“碑帖甚多”，便计划将其拓出带回湘潭，继续参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左宗棠就向老师贺照龄的儿子贺仲肃推荐“抄经习篆”之法——所抄的经书是《诗》《书》《易》三种。左宗棠认为通过抄经学习篆书，既巩固了学养，又提高了书法水平还能修身养性，可谓一举多得。

　　收藏、把玩、印拓碑帖的记载时常出现在左宗棠的通信和著作中。光绪三年（1877年），他在《法华寺碑跋后》中透露，道光初年，二哥左宗植曾从同乡劳崇光处借来北海《法华寺碑》，他喜欢不已，“爱玩不置”，只是劳崇光很快就将此帖要回去了。54年后的光绪三年，有朋友送来此帖的另一拓本，正在肃州驻扎的左宗棠十分高兴，把玩之后，立即复拓一份留存。

　　左宗棠爱好书法，也为友朋所熟知。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被牵连到永州总兵樊燮贪腐案中的左宗棠离开湖南巡抚幕府，曾到时任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英山大营。左宗棠在英山期间，曾国藩得知他因缺纸而写不好篆书后，派人专程送来宣纸。

　　有趣的是，书法还成了左宗棠去困除倦、与病魔作斗争的法宝。同治十二年（1873年）时，他就对好友吴南屏说，“五十以后，患脾泻，饭后辄欲睡，乃取古法作篆驱魔。而誉我者即以为有异于人。愚亦欲窃能文章、善小篆之号以自娱也”。光绪五年（1879年），他赠送同僚谭钟麟扇面，并说“弟近年遇倦怠欲睡时，辄即端坐作楷，以遣睡魔，必不可止，乃就胡床假寐半时，少慰魔意，以此为常，楷、行亦稍有进境”。即使据这两封信计算，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五年，左宗棠坚持练习书法也有7年时间，练习的字体也从小篆发展到楷书、行书。

　　左宗棠的书法在当时看来已有美名。咸丰十年，胡林翼曾请其撰写《箴言书院碑铭并序》。其碑铭书法被曾国藩赞为“简重浑括”。同年，曾国藩作《何丹畦殉难碑记》，也请左宗棠用楷书题写碑文。

　　左宗棠的书名、文名为其功名所掩，那其书法水平究竟如何？康有为曾说，“左文襄笔法如董宣强项，虽为令长，故自不凡”；章太炎说，“宗棠篆书遒劲”。而史学家秦翰才的评价最贴合左宗棠作为政治人物的身份，“综括宗棠诗文书法，似有相同之一点，即气势浩瀚，卓然不群，此亦其个性之表现，所谓言为心声，字为心画者也”。

　　以举人入阁，为有清一代所罕见

　　科举制度确立之后，中国大多数读书人最紧要的事情，就是中榜以谋取功名，所谓的“十年寒窗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和这些观念相比，左宗棠的读书观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读书不在博取功名而在于明理、在于讲求实际，这是左宗棠读书观一个鲜明的特点。道光十三年（1833年）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后，在给曾将其录为湖南第18名举人的座师徐法绩的信中，左宗棠就透露了自己想致力荒政、盐政、河政等实务的志向，“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第二次落榜后，他又告诉老师贺熙龄，自己正在研习古今地理，准备绘制全国山川地理舆图。

　　道光十八年（1838年）第三次会试再度名落孙山后，左宗棠决意不再参加科考。在此期间，他不时透露出对科举考试甚至包括对诗文的鄙视之意。现存的左宗棠对联中就有这样一副：“未成报国惭书剑；故将诗律变寒暄。”联语上下句各辑自苏轼的两首诗，鲜明地体现了左宗棠重书剑轻诗律的务实态度。

　　时势造英雄。镇压太平天国是咸丰年间和同治初年清廷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朝廷对领兵打仗之人才的重视程度远比科举中榜者高，诚如咸丰皇帝对时在南书房当值的郭嵩焘所说：“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咸丰十年起，左宗棠出山带兵，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不到两年，他即因战功出任浙江巡抚。随着自己职位的提升，左宗棠更是深感科举功名并非仕途的唯一通道，为此频频告诫儿子们不必以科名为重。

　　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更是由举人补授东阁大学士——按照惯例，大学士须进士出身，左宗棠以举人入阁，为有清一代所罕见。

　　“懂读书，博功名，还是佳子弟”

　　一生之中前后遭际的巨大反差，使得左宗棠对科举功名的态度存在前后差异和矛盾：当年三次会试不中后，他自己心灰意冷，自然而然会对科举功名产生敌意，过度的自卑激成过度的自尊。跻身督抚后，对儿孙逐取科举功名之举，他也不反对。

　　同治三年（1864年），儿子孝威决定参加会试，左宗棠同意之余，去信告知孝威，求功名和做学问并不矛盾，“尔意必欲会试，吾不尔阻。其实则帖括之学亦无害于学问……只如八股一种，若作得精切妥惬亦极不易”。“帖括之学亦无害于学问”，左宗棠这番话，是将做八股文和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相打通。

　　年轻时，左宗棠反对一心博取功名的原因，是他认为当时的读书人大多数是只知道一门心思琢磨如何写好八股文，对真正的学问反而弃之不理。他还很敏锐地指出，当下国家时局日坏都是由于大多数人只知学八股而无真才实学造成的。应该说，在当时，这样的观点十分前卫。

　　虽然反对子孙们以博取功名作为读书的唯一目的，但左宗棠始终要求他们读书。在他看来，读书能让人明事理，义理悦心，能使子弟不改耕读本色。他甚至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为例，告诉儿子们读书的好处，“读书养身，及时为自立之计。学问日进，不患无用着处。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入浙以后，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故急时稍收其益，以此知读书之宜预也”。

　　至于左宗棠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是既懂如何读书，又能博取功名，还是佳子弟。光绪二年（1876年），已经年逾六十的他对儿子孝宽说“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不过望子孙读书，不得不讲科名。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这样的心情，应该说，和天底下大多数父母并无二致。

　　据《孤勇：左宗棠新传》 刘江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