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是北京的旧称。在平津战役中，我党我军以卓绝的智慧创造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崭新形式——“北平方式”：利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国民党军迅速彻底地接受改编，从而实现了收复北平、解放华北和保护古都、减少流血的目的。然而，有谁曾想到“北平方式”的背后，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特殊较量？

　　郑介民幻想重演“北平谍案”

　　1948年12月的一天，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突然向蒋介石汇报，华北“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李腾九已神秘失踪好几天了。此时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傅作义可能正在跟我党秘密接触，李腾九是傅的亲信，他的消失让蒋介石异常警觉。于是，蒋介石命令保密局特务头子郑介民立即飞赴北平，严查此事。傅作义闻讯，赶在郑介民到达前，让李腾九带着电台躲进北平同仁医院，跟已出城谈判的代表团继续保持联络，以及时掌握谈判情况。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傅作义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路，产生了与我党和谈的想法。

　　郑介民一到北平，就直奔傅作义的司令部。当他追问李腾九的消息时，傅作义说：“李腾九生病住院了。”郑介民一看傅作义早有防备，只好顺势劝告他“尽快率部南撤”。傅作义却表示：“时局已至此，平津唯有死守决战一途。”郑介民只好悻悻离开。

　　其实，郑介民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准备在北平搞一场大搜捕，幻想再来一次“北平谍案”。“北平谍案”发生在1947年9月，当时我党北平情报小组违反保密纪律，用秘密电台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电报，建议中央派人来北平与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进行秘密联络。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异常气愤，立即让北平情报小组作出深刻检讨。这是因为统战工作的一般方式都是公开的，如果把统战工作和秘密情报系统放在一起，就等于把秘密情报系统也公开了，相当于对秘密情报系统的一次严重破坏。

　　果然没过几天，周恩来最担心的事就发生了。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特务倾巢出动，在全城进行拉网式排查。因事发突然，我党北平情报小组的译电员来不及销毁重要的原始电报稿，导致大量机密情报泄露，一些地方的情报系统因此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

　　幻想再来一次“北平谍案”的郑介民，在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就对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下达了一项任务：全城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同时，他指示保密局的特务们要严密监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关键时务必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傅作义跟我党谈判。接到命令后，保密局特务在城内大肆搜捕“可疑人员”，并疯狂镇压社会进步人士的和平运动。

　　由于形势危急，组织上要求北平地下党立即隐蔽地撤出。中共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崔月犁因跟傅作义亲信有过密切接触而被特务盯上，幸好在危急关头及时逃脱潜伏起来。崔月犁潜伏起来后，傅作义方面与他单线联系的刘厚同联系不上他了。此前，刘厚同与他有个约定：“我们一周见面两次，如果一星期不见你来，我就认为你被捕了，我会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救你。”

　　崔月犁失联几天，刘厚同焦急地去找傅作义，让他去救“同仁医院的李大夫”，这是崔月犁的掩护身份。后来，傅作义给北平各监狱都打了电话，但并没查到“李大夫”这个人。刘厚同暗自庆幸，这表明崔月犁没有被捕。

　　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呼声大搞破坏

　　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反内战”运动风起云涌。此时，和平解放北平已是众望所归。北平各界民众代表和华北7省市参议会，联合向傅作义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停战和谈，实现和平。北平原市长何思源力促北平和谈，被各界推举为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准备出城与解放军接洽。蒋介石闻讯大为恼怒，指示毛人凤立即派得力的人把何思源“干掉”，以此来警告傅作义不要轻举妄动。领命后，毛人凤将暗杀任务交给了“飞贼”段云鹏。不久，就在何思源准备出城与解放军接洽的前夜，段云鹏蹿到何宅屋顶，悄悄安放了两枚炸弹，何思源的二女儿当场遇难，何思源受了轻伤，幸免于难，出城谈判也因此推迟了一天。刺杀何思源失败后，不甘心放弃的毛人凤又在北平秘密布置了5个潜伏组，伺机制造白色恐怖，以此来阻挠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徐宗尧原是国民党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站长，毛人凤本来是想利用此站潜入解放区，布置刺探情报的秘密电台，结果解放区根本无法渗透进去，他只得把特别站给撤了。随后，毛人凤任命徐宗尧为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但徐宗尧觉得北平已是“危城”，这分明是让自己当“替死鬼”。于是，徐宗尧就去找华北“剿总”中将参议池峰城商议，看看是否还有别的出路。池峰城一直跟我党有暗中联系，他的勤务兵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去的。这样一来，徐宗尧对毛人凤不满的消息很快就被北平地下党组织掌握了。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接到北平地下党组织报告后，立即指示北平地下党派出专门做军事策反工作的干部去与徐宗尧秘密接触。很快，负责策反的干部就和徐宗尧在池峰城家里秘密见面。这名干部传达了刘仁的亲口承诺：“只要你戴罪立功，我党既往不咎，就算是保密局重要人物，也可以继续为人民作贡献。”徐宗尧听后表示愿意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这名干部当即向徐宗尧提了两个要求：保护好档案，保护在押“政治犯”。徐宗尧终于被争取到了人民这一边。就在毛人凤策划实施恐怖活动计划的关键时刻，我党对徐宗尧的策反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此次反正后，徐宗尧向我地下党组织交出了潜伏特务名单，使得我党及时彻底地清除了隐藏特务这一隐患，保障了北平和平解放的顺利进行。不久，北平和谈就取得了重大进展。

　　和平解放创造“北平方式”

　　1949年1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傅作义亲自主持召开了北平保密局各单位负责人的会议。此时，北平和平解放已成定局，国民党军队已开始接受改编。我党方面最为担心的，是怕傅作义不能很好地控制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事实证明，傅作义最终很好地控制住了北平的局势，顺利完成了25万部队的出城改编计划，牢牢控制住了部队，消除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最大危险。

　　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随后，太原、大同也相继解放，整个华北就只剩下绥远了。绥远堪称傅作义的根据地，还有7万余人的部队。少数国民党军顽固分子不愿意接受改编，在北平无法立足后就纷纷潜逃到绥远，到处造谣破坏，还曾暗杀解放军派去联络的代表。蒋介石见有机可乘，也对驻绥远的国民党部队大加拉拢，想让他们西撤。一时间，绥远形势暗流涌动，凶险异常。在这个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委托傅作义亲赴绥远，解决有关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为此给傅作义拨款15万现洋，连同傅作义自带的5万现洋，共计20万现洋以及大量布匹，随专列运往绥远。

　　傅作义到达包头后，为了推动绥远和平解放，他决定慰劳部队。潜伏在包头警备司令部内，代号“四”的保密局王牌特务亲自出马，他决定孤注一掷，悄悄地拎着一只黑色皮箱，准备伺机射杀傅作义。其实，代号“四”的这些行动早就被傅作义的贴身卫士发现，正当他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被卫士当场抓获，一场危机就这样被有惊无险地化解了。

　　最终，在傅作义的斡旋下，绥远问题顺利解决，并举行通电起义仪式。随后，绥远军民举行阅兵仪式，宣告了绥远的和平解放。

　　据《党史纵横》 王树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