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就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而在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并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

　　据记载，两广总督耆英因患皮肤病，曾派随从向伯驾讲述病情，并请伯驾帮助治疗。伯驾精心为他配好药方，使他的病情明显好转。

　　其实，请伯驾看病的不只耆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衙门的大小官员，直接请伯驾治病的人为数不少，清政府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此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就曾请伯驾看病。当时，林则徐托人与伯驾联系两件事：一是讨教西国有无戒鸦片的特效药；二是问伯驾如何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伯驾回答，治鸦片瘾无特效药，治疝气病有办法，但要病人亲自来。林没有去，但他派了个替身，取回了几只疝气袋，用了以后，病情明显好转。于是，林则徐成了伯驾医务档案中的第6565号病人。事后，林派人给伯驾送去水果以示谢意。

　　1850年，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但在途中病逝，清人笔记称其去世前说过“星斗南”三字。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认为，“星斗南”三字正是闽语“新豆栏”，是伯驾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由此可见，林则徐对西医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李鸿章资助西医院

　　天津医学堂是晚清第一所官办西医学堂。此校的创立，与李鸿章对西医的服膺有直接关系。

　　还在1880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妻子生病，多位医生久治无效，不得已请当时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治疗，很快痊愈。李鸿章大为感激，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了一所小型医院，英文名字叫总督医院。一年以后，马根济提出利用从美国撤回来的留学生，办一所医校培养医生，以供清朝海陆军使用。李鸿章表示同意。

　　1881年12月15日，这所英文名称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的医学堂正式开学。学校的教习由马根济和北洋海军中的外科医生担任，临床教学就在医院进行。学校经费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支。这所学校，就是天津医学堂的前身。

　　这家医院和附属学校总共花去清政府多少经费，我们现在缺少资料可查。但是，1890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曾指出，在天津，李鸿章每月拨出数百两白银支持传教士的医疗诊所，可见是个不小的数目。总督医院、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这些特别的名称，表明了李鸿章与他们的特别关系。

　　抚台侧室为传教医生立碑

　　1896年，汉口外人坟场里，一个叫马尚德的外国传教医师墓前，立着一块奇特的石碑，上面写着：“……马先生为我治病，不惜劳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谭抚台之侧室魏宝珍。”谭抚台即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魏宝珍是谭继洵四位侧室中最年轻的一位，立碑时35岁。马尚德为魏宝珍治的是什么病，于史无征，不得而知。但是，在那个既严男女之别，更严夷夏之辨的时代，让一位抚台大人的年轻侧室为一名男性外国传教医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恩、动感五内，是很难想象的。

　　马尚德曾分别为谭继洵一名李姓近亲的妻子、谭继洵的孙媳龙氏做过乳房切除手术，向谭继洵的孙子谭传赞提供过药方。1895年，谭继洵与马尚德见面，以后，谭家有人生病就把马请来，马因此被称为谭家的“家庭医生”。

　　这位马尚德还曾经为张之洞施行洋务的得力助手蔡锡勇的妻子看病，并经蔡引荐为张之洞看病。张之洞问了他不少有关医药病理的难题，服了他提供的西药。马尚德也经常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织布局中外员工看病。不幸的是，1896年，马医生在武昌救治霍乱病人时染疾病逝。

　　传教医师给荣禄做外科手术

　　晚清士绅中，对西医始而疑、继而试、终而服的大有人在。1877年，总管内务府大臣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医生诊治，未见好转，反而日渐严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痛苦不堪。万般无奈之下，他找了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德贞为他做了两次外科麻醉割除手术，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

　　加拿大华西传道团在成都工作一年后，也受到了地方官的欢迎，传道团的史蒂文森医生在1893-1894年的报告中提到，他为成都的一位官太太治好了病，结果受到那位官员的隆重宴请。此外，盛京（今沈阳）医院的建立者传教医师司督阁，在为晚清官员及他们的亲属治病后，受到了当时诸多显赫人物的交口称赞和有力支持。司督阁说：“我在官界拥有一个不小的圈子，这对我的工作是个非常大的帮助，确立了我们的地位，阻止了极为容易发生的骚乱和其他麻烦。”

　　至于平民百姓，对西医信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医在广州就已经受到欢迎：“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蚁来。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痊去矣。”

　　在各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据统计，仅上海的仁济、体仁、同仁三所教会医院，在19世纪70年代，每年诊治病人就多至10万人次。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博济医局，一人在40多年中，施诊病人达74万人次，为近5万人施行外科手术。

　　据《中国民族博览》 何小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