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创建初期，既没有电台器材，也没有电讯技术人员，打起仗来，只能靠通信兵传递命令。直到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国民党军“送来”了一部半电台，红军才有了自己的无线电装备。此后，朱德亲自抓无线电台工作。《朱德年谱》《朱德自述》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朱德亲自兼管无线电工作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在龙冈歼灭国民党军第18师9000余人，活捉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15瓦电台1部，取得了反“围剿”首战大捷。然而，这部电台却被红军战士砸成了“半部”。

　　最先攻入第18师师部的是黄公略率领的红三军。在缴获的装备中，有两个“酒坛子”和一块“铁疙瘩”引起大家的关注——这其实是一部完整电台的蓄电池和汽油发电机。出于对敌人的仇恨，战士们将其破坏掉了。

　　这时，旁边一个木匣子发出“嘀嘀嘀”的声音，有人提议将它送到军部去。当木匣子被送到红一方面军参谋部时，参谋处长郭化若一眼就认出，这是一部电台的收报机。随这部电台被红军俘获的，还有16名无线电机务人员。郭化若去找朱德汇报情况。朱德听说只剩下了收报机，叹了口气，说：“半部也好，可以用来听敌台的情报嘛！”郭化若请示，对这些技术人员，要给些特殊待遇，争取把他们留下来。朱德当即同意，并专程到龙冈祠堂宣讲政策。朱德对他们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将来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陆续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这些国民党军的无线电机务人员听完后沉默许久。这时，一个人率先举手，他叫吴人鉴（后改名王诤），中尉报务员。紧接着，另一个小伙子也举了手，他叫刘达端，是国民党军通信分队的练习生。之后，又有7人陆续举手，表示愿意留下来加入红军。

　　就这样，红军的第一支无线电队初步组建起来。朱德亲自兼管无线电工作，他后来回忆说：“自从由国民党军第18师手里缴获了无线电报机，我们还办起电讯训练班，我也兼管。”当时朱德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勉励大家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在红军通信事业上发挥尖兵作用。

　　1931年1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发布《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命令指出，“无线电队成立以来，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察得到不少帮助……现正在积极地准备扩充无线电队”，要求各部“在现工作干部或技术人员当中，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

　　红军很快就切身体会到无线电台在对敌情报侦察等方面的重要性，对此，朱德后来在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时指出：“大家开始截抄敌军电报，我们从电报里知道公秉藩的第28师有一套新式无线电报机。我们的无线电报务员恨不得把它弄到手，我也跟他们说，一定可以到手。从截抄的电报里，我们也知道了敌军军需站的位置，他们为了准备第二次‘围剿’，修筑了防御工事，军需站就在工事后面。”

　　在5月16日红军第二次反“围剿”首战中，红军不仅歼敌第28师大部和第47师第1旅大部，俘敌41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迫击炮和山炮20余门，而且缴获第28师新式无线电台和发电机各一部，并俘获无线电队全部人员。后来，朱德在回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果时指出：“我们电讯训练班的学员围着新式无线电台和发电机高歌不止，这两样东西都完好无缺。”

　　密码本“要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

　　因为深切体会到无线电台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朱德等领导人高度重视无线电保密工作。1932年7月1日，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共同签署中革军委训令，规定无线电通讯七条简则：“密码电本必须交最忠实可靠的译电员（共产党员或团员）随身保存，并要注意保护；译电员对密码本要特别注意保存，要看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战时译电员要随高级指挥机关走，要有人随他，以便万一他受伤时及时取出密码电本……”

　　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对于国民党派人到八路军任联络参谋一事，1938年2月6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贺龙、关向应、萧克、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为着巩固统一战线，武汉大本营乔茂才等4人到达后，要在部队中进行保守秘密教育……密译情报、党的电文和一切机密之来往电文，不能公开。一切来往译出后，要抄出传看，不准就原码传看……”

　　针对新四军面临的危急形势，早在皖南事变发生前的194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提醒他们：“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一个星期后，朱德又一次与毛泽东致电项英：“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在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同样出于保密的需要，朱德等领导人还适时地对一些工作机制进行了恰当的调整。1941年4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左权致电八路军各兵团首长并报中央军委：“过去在每月底报告一次人员、马匹、武器和弹药的统计，但是，往返电文浩繁对于保守军队机密不利。为慎重起见，改季报，时间为3、6、9、12月底。”

　　“译电人员必须经过审查”

　　除了保密工作之外，朱德等领导人非常关心无线电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

　　1935年2月10日，鉴于长征中山高路险、给养困难，朱德与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发出《关于优待技术人员的指示》，指出“打土豪得来的食物、用具，应多多地分配给他们，使他们不感到缺乏”；“已规定了的马匹、特务员、练习生与行李担子的技术人员，应不使他们感觉缺乏”；“对于有病的更要很好地照顾，不使他们掉队”。

　　与此同时，朱德等领导人高度重视无线电工作人员队伍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

　　1932年12月1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与总政委周恩来发布关于加强无线电队的建设和管理的密令。密令强调，“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的主要通讯工具，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必须使无线电队之组织与工作更加健全起来”。密令还指示“要扩充无线电队运输员；监护兵要调足一个排；对无线电技术人员要加紧政治争取和给予物质上的优待，使之在残酷的斗争中不发生动摇；译电人员必须经过政治部负责审查，切勿以其为技术人员而加以丝毫的忽略”。

　　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与朱德电示全军要加强机要保密工作：各“机要部门必须切实实行严格分工制度，以免一人出事，涉及全部机密”；各战略区互相联络密码及使用，尤其专与军委、集总独用之密码，应指定专人负责；对“吸收机要人员，务望严格审查”，并应加强党性教育。

　　正因为朱德等人对我军无线电工作的直接领导、无私奉献，在解放战争时期敌我双方无线电侦察和密码斗争中，国民党一如其地面战场，也打了一个大败仗。曾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务的罗青长回忆说：“1949年4月，我军解放南京后，在接收伪总统府对我党我军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的档案中证实，在解放战争中敌人始终没有破译出我核心密码，这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成功的范例，在现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综合自《同舟共进》《解放军报》

　　徐元宫 夏邦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