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李先念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徐向前，徐向前说：“我的遗嘱有三条，一是不搞向遗体告别仪式；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作为徐向前革命生涯的重要“见证者”，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承载了他太多的历史记忆，也凝聚了他的一片深情。

　　情系大别山

　　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诞生在这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建立、发展、壮大和演变，伴随着徐向前的军事生涯。

　　1929年6月，徐向前被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工作，来到大别山。就任后不久，他便率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6月，蒋介石又组织了针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身为红四军参谋长的徐向前与军长旷继勋合作，接连挫败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他从此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第三次反“围剿”打响后，徐向前成功运用“围点打援”“分割包抄”等战术，发起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和潢光战役，歼敌6万余人。至此，根据地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以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徐向前对大别山的特殊感情，还源于他在这里初识了革命战友李先念和第二任妻子程训宣（第一任妻子朱香婵于1924年病逝）。由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河西走廊的共同战斗经历，意气相投的李先念和徐向前结下了终身友谊。李先念晚年曾表示：“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向前，一个是陈云。向前教会我打仗，陈云教会我搞经济。”

　　纵横大巴山

　　大巴山屏隔川、陕两省，控扼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重兵“围剿”的险恶环境下，克服万难，成功入川，建立了以大巴山为依托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在大巴山，徐向前率领红军坚决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将军队深深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中。红军人川前，由于四川军阀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有畏惧和回避心理。红四方面军总部进入通江县瓦石铺后，有一次街上突然起火，包括徐向前在内的红军指战员纷纷帮忙救火，并把抢救出的财物交还给老百姓。此后，红军还帮助群众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逐渐获得当地百姓的信任和拥护。经过土地分配，广大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纷纷支援红军。

　　1933年2月，川陕地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召开，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宣传队、运输队等纷纷建立。广大群众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在扩充红军、运送物资、搜集情报等方面为川陕苏区作出重要贡献。

　　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红军克服兵力少、弹药不足的劣势，因地制宜，采取诱敌深入、收紧阵地的策略，粉碎了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发起的“三路围攻”。1933年10月，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发起“六路围攻”，徐向前率兵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广泛发动群众，通过收紧阵地、大规模反击、决战防御和总反攻，最终毙伤俘敌8万余人，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新纪录。

　　征战祁连山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北部，自古就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徐向前率领西路军（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组成，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在敌人的残酷追击下，艰难地行进在这条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的狭长通道里，任务是进军新疆以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物资。

　　不同于以往依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斗争的情况，河西一带缺乏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加上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战略方针多变、自然环境恶劣、指挥失误等原因，西路军在古浪、高台等地遭受马家军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仅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420余人抵达新疆。兵败祁连山是徐向前军事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也是他一生中的惨痛回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些档案资料被发现，为西路军正名的问题开始引起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83年2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强调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的。徐向前看到该《说明》后，表示很安慰。同年，曾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工作过的王定国，重访甘肃后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恢复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老红军身份，改善他们的待遇。徐向前、李先念等均在该报告上签字，表示支持。

　　抗战太行山

　　太行山纵贯晋、冀、豫，地势险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出生于山西的徐向前来说，太行山不仅具有军事上的意义，而且代表了他的故乡情怀。

　　“七七事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为了让国共两党更好地协同作战，中央委派徐向前协助周恩来赴山西开展同阎锡山的谈判。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和徐向前赶赴位于忻州市代县的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宜。对于阎锡山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徐向前给予了肯定，但对于阎锡山只注重“阵地防御战”，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且部分上层人士患有“恐日症”等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不过，总体而言，太和岭口谈判开创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局面。

　　然而，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军全线败退，太原沦陷。太原沦陷后，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第一二九师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晋东南根据地；另一方面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武装力量。

　　在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的领导下，第一二九师利用太行山脉的有利地势，牵制和打击敌人，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等战役的胜利，累计歼敌近7000人。

　　至此，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从鄂豫皖时期开始，徐向前就积累了不少游击战经验。经过与日军作战，在太行山，徐向前“避实就虚、避强击弱”的游击战经验和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据《党史文苑》 刘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