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5岁的我（冰心的外孙陈钢）随母亲吴青一起与姥爷吴文藻、姥姥冰心住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公寓楼里。那是一套四居室的房屋，其中一间是书房，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中间用床头柜隔开。柜子里主要是书籍、字典，以及墨盒、笔筒等。

　　姥姥爱整洁，70多岁高龄时，仍每天坚持擦拭屋内的玻璃。80岁时，姥姥因脑血栓住院，出院后为尽快康复，下楼散步，一次为了给骑单车的小孩子让路，跌了一跤，骨折后住院治疗。出院后，姥姥以“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心态积极进行康复训练，很快又投入创作中。她喜欢浅色的窗帘，这样清晨醒来时，透过窗帘看到对面楼上渐次亮起的灯光，便激发出创作灵感。

　　中央统战部准备为姥姥姥爷单独修建一幢独门独户的小公寓楼。对此，两位老人表示，他们都已80多岁，也活不了几年，不想这样白白地浪费了资源。姥姥提议，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内盖一幢大的公寓楼，这样一并解决其他教职工的住宿难题。最终这幢教职工公寓在校内建成，看到自己的学生也搬到公寓楼里住，老两口很是欣慰。

　　在家庭教育方面，姥爷与姥姥很注重仪表：不让家人穿拖鞋外出，也不让小孩子喝咖啡。在我的记忆里，姥姥待人很平和，喜欢孩子和大自然，充满童趣和母爱，自然平实，与孩子们平等对话是她的儿童文学作品风格。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姥姥常常坐在写字台前，耐心地用剪刀拆分全国各地的少儿来信，多则十多封，少则几封。她拣最重要的，也最棘手的信件来回复；其他的信件则刊在《儿童时代》上，以《三寄小读者》系列通讯方式公开回复，与少年儿童谈理想、谈生活、谈学习，回忆过去，讴歌新时代。

　　我记得有一次写作文感到无处下笔时，便向姥姥讨教。姥姥并没有直接教我写作技巧，而是让我先去草丛里捉蛐蛐儿，捉完回来后写这一过程的体会和感受。这种接触自然、观察生活，从而有感而发的写作方式，让我受益终身。

　　上学时我喜欢给同学起绰号，有时还会说脏话，姥姥知道后就毫不客气地惩罚我，将治疗痢疾的奎宁片去除糖衣后，碾成粉末，溶解在开水里，让我喝下去，尝尝这说脏话换来的苦涩味。我认为这种很平等的将心比心的教育方式，比母亲当着众人批评的方式好很多。

　　姥姥从1980年秋因跌倒骨折足有两年多时间未出户。她和姥爷终日隔桌相望，两个人各写各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他们中间，两位老人说说笑笑，享白头偕老的乐趣。据《北京青年报》 陈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