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留美生的预备学校，清华在建校之初对国文教育较为轻视。清华校方规定，外语不及格，不能赴美留学，体育不及格，不能如期毕业，相对比外语和体育，国文课程只是聊备一格，及格与否无关宏旨。这种“倚重西学，不顾国文”的偏颇，使清华深陷舆论的风口浪尖，被认为是“买办学校”。

　　激烈的争议声中，清华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模式。1920年，清华校方设立“中文改良委员会”，调整中文部的课程，谋求转型。

　　梁启超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登上了清华的讲台。他大声呼吁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曾经身为清华学生的梁实秋后来撰文回忆了梁启超极富感染力的授课：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1923年5月7日，北平的大学生举行“国耻日”纪念活动。约上午11时，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驾驶着大姐梁思顺从菲律宾给他们买回来的哈里·戴维逊牌摩托车，从梁家住的南长街去追赶游行队伍。摩托车刚驶入长安街，便被军阀金永炎的轿车撞翻，摩托车把梁思成重重地压在下面，梁思永也被撞倒在地。坐在轿车里的金永炎命令司机继续往前开。梁思永站起来，发现哥哥梁思成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便满面流血地飞跑回家叫人。梁家仆人曹五匆忙赶到出事地点，背回了梁思成。

　　梁思成因伤住院期间，梁启超劝他趁空闲补习国学。梁思成困惑于中国文化价值是否可以经世致用，梁启超反问：“试问唐代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一问一答间，他们成为血缘里的师生。

　　于是，清华师生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梁启超在讲台上讲得认真、卖力，渴了便喝一口热水，热了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每讲完一段，就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走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

　　清华园里的梁氏父子，以他们的方式，进行着两代人之间的薪火相传。这一幕，也成为他们父子之于清华最生动的印象。

　　据《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陈新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