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生产队夏天都要种几亩瓜，待瓜成熟时就摘下按工分和人口比例分，家里没劳力的分不了几个，只能是“望瓜兴叹”。

　　瓜要成熟了，生产队长要物色看瓜人。看瓜可是一宗美差，人人都愿干，每天按成人劳力记工分。无论阴天下雨，都有公分上账，很令人羡慕。不过，看瓜人要从贫下中农、“五好社员”中民主选举。选出后，看瓜人必须到瓜铺上自立锅灶，一日三餐在瓜铺吃，直到秋后瓜地罢园，铲净瓜时才拆瓜铺。

　　我年年是“五好社员”，所以连年入选，承担看瓜这个美差。

　　一年夏天，瓜要成熟了，我又入选当上了看瓜人。在瓜地地头上，绑上架子，上面搭上竹竿、炕席，炕席上铺上一层稻草，就搭好了瓜铺。看瓜不能只防备有人偷瓜，还要负责收拾瓜秧，掐尖、压蔓、拔草、打药等，闲暇时可以按个人的爱好，玩玩纸牌，看看报纸杂志。我喜欢文学，身旁总有几本小说。

　　一个星期天，正晌午，蓝天如洗，没一朵云彩，太阳烤得大地都烫脚，庄稼叶子蔫蔫地垂下来。我躺在瓜铺里，正入迷地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猛一抬头，见远处一篷瓜叶晃晃悠悠。烈日当空，周围没有一丝风，瓜叶怎么会动呢？我心知肚明，这是来了“梁上君子”。我蹑手蹑脚地从瓜地旁的玉米垄“偷袭过去”，只见一个孩子正往书包里装瓜，另一个孩子匍匐在瓜地里专心致志地踅摸熟瓜。我一个箭步跑过去，摁住了装瓜的孩子。

　　这孩子被吓傻了，望着我直哭。那个趴在瓜地里摘瓜的孩子赶紧跑过来。我把他俩叫到瓜铺开始“审问”。负责摘瓜的叫三崽，负责捡瓜的叫福顺，都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通过“审问”，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村东头有一个叫赵老五的爷爷，儿子在外当兵，家里只有老两口过日子。老五爷爷喜欢孩子们，会讲故事，孩子们晚上经常仨一群俩一伙地到他家听故事，听得都入了迷。这天晚上，老五爷爷病了，没精神讲故事了，孩子们很扫兴，不欢而散。三崽和福顺二人关系甚好，他俩商量后说：“老五爷爷喜欢咱们，为咱们讲故事，他生病了，咱们应该送点东西，送啥呢？听老奶奶说过，老五爷爷就爱吃一种叫‘白糖罐儿’的瓜，生产队里种的瓜就有‘白糖罐儿’，咱们到瓜铺上要几个咋样？”俩孩子知道队里有规定，任何人不准到瓜地里要瓜，经过商量，二人意见统一了——偷几个瓜送给老五爷爷。结果，他俩还没得手，就被我逮住了。

　　我被两个孩子的善心所感动。我把两个孩子安顿在瓜铺，随后摘了几个熟透的“白糖罐儿”，装在一个蛇皮袋子里，叫他们送给老五爷爷。

　　多年以后，三崽当兵了，在抗洪中立了三等功，当了连长；福顺大学毕业，在县里教中学。两个孩子都出息了。他俩偷瓜的那一幕，像电影一样，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谷景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