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北平方式”，人们当即就会想到两位功勋卓著的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和他的随从秘书阎又文。殊不知，当时中共隐蔽战线在北平织起了一张覆盖四九城的隐秘大网，傅冬菊和阎又文代表着这张网的网口高端，而更广阔的暗战阵地则遍布在工厂、铁路、新闻等各行业底层，太多的“无名小卒”用一件件看似平淡、琐碎的暗战“小事”兜起了这张秘网的网底，使傅作义集团陷入平民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军工厂里埋伏着地下尖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接收日军设在平津地区的十几家军需被装工厂，于1946年夏合并成立“国防部联合后方勤务司令部平津被服总厂”。该总厂在北平设有剪裁部、缝纫部、铺棉场、弹花厂、制呢厂、修理部等十余个直属厂坊，拥有正式职工4300多人、临时工数千人。作为保障华北国民党军并支援东北、西北国民党军地被装供应体系，国民党方面视之为“军需要害”，对这个大型重点单位实施严密控制，特委任少将级军官出任总厂厂长，并调派大量军官或嫡系人员占据各工厂、车间领导岗位。
早在抗战时期，北平地下党就派人打入日军被服工厂并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国民党接收这些工厂后，地下党员们继续潜伏。解放战争伊始，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对被服厂地下党提出了“克服一切困难，长期潜伏，发展组织，发动工人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破坏敌军的后勤供应”等要求。遵照这一指示，“平津被服总厂”地下党不断壮大组织，于1948年11月成立地下党总支，各分厂也都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
在地下党总支领导下，各部门千方百计消磨敌军的军需保障能力。裁剪部的破坏方法是把样板缩小或扩大，使得裁出的衣服不合尺寸，不得不返工甚至报废，最大限度消耗原材料。缝纫部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使得做出的衣服不结实、不耐穿。比如，做军棉衣时，少絮棉花。厂方发现后，要求每套棉衣必须过秤检查，工人就把碎石子塞进棉衣里面瞒天过海。包装车间和成品仓库的破坏办法是，有时有意把包装打得很松，运送途中就散开了，造成衣物遗失；有时又故意把包装打得极紧，等到了敌军手里，有些扣子被压裂了，有些衣领被勒坏了。如此“一条龙”破坏下来，出厂的被装成品有30%不能穿，有关部队的军需官常常被官兵骂得狗血淋头，有苦说不出。
同一时期，以手榴弹、枪榴弹为主产品的北平七十兵工厂地下党也采取各种办法破坏敌人的军火生产。组装成型是制造榴弹的最后一道工序，敌人设有专门的检验科，但只对每批榴弹进行抽查，而不是逐个检验，党员工人们抓住这个漏洞，“故意将炸药量装放不准，引信装反，或使内部组件接触不良，造成废品”。工人们还故意在枪榴弹内多装炸药，少装铅弹，重量不差，但会造成近距速炸，毙伤射击者自己，工人说这是给国民党造的“快丸弹”（快完蛋）。
组装榴弹的关键是雷管，制作雷管就是将微量白药压缩在一个小金属管筒里，必须将装在雷管内的当量白药，用压力机压实，才能达到一触即爆的质量标准，药装少了达不到标准，但装多一点就会压炸。1948年4月，地下党故意压炸了雷管，震炸了旁边几个产成管，引爆了白药部，将白药部里的雷管、白药及部分装备都炸毁了，连厂房都炸塌了，只能停产维修。
巧用敌人报纸公开传递情报
1946年底，一份名为《平明日报》的新报纸在北平悄然发行。这份以“民营”面目低调问世的报纸，幕后老板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当时的北平各种政治势力混杂，又有蒋介石嫡系的警特宪系统监视节制，傅作义虽身为最高长官，却处处小心。他重视舆论宣传，但行事谨慎，不敢贸然创办“华北剿总”机关报，于是以民办名义推出了《平明日报》。
正是因为有了傅作义的背景，这份日发行量五千余份的《平明日报》，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高度重视。受组织委派，地下党员李炳泉通过其堂兄、“华北剿总”司令部联络处处长李腾九，出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随后，应李炳泉“招聘”，地下党员纪刚和李孟北于1947年初进入《平明日报》采访部担任记者。
进入采访部后，李孟北负责军政要闻，经常深入虎穴，刺探敌军政情报。纪刚负责市政要闻，主要采写国民党市政府、市属各局、法院、警察局等部门的新闻。为指导地下党员记者们安全高效地开展情报工作，时任城工部部长刘仁专门指示李孟北等人：“能通过报纸反映的，就比较系统地写成通讯、文章，公开发表，因为解放区能收到各种报纸。不宜公开发表的，就写成资料，交给组织。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立即通过地下电台，发回城工部。”
遵照刘仁指示，李孟北着重搜集敌情，借采访国民党北平行辕、“华北剿总”、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之便，经常写一些以分析华北战局为题的报道或通讯，将所获军政情报夹杂于文中，在《平明日报》上公开发表。纪刚着重搜集社情、民情，他对典当、估衣等行业进行了调查，将北平贫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情况写成通讯发表在报上，还与李孟北一起采访北平梨园界，请著名京剧演员萧长华、郝寿臣、叶盛章等人讲述梨园界的凋零和演员生活的苦状，写成通讯公开发表。为配合接管北平工作，地下党记者还以“社会调查”为名，把敌人各级机关的情况夹杂在采访报道之中公开发表。这些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敌情、社情、民情，不易引起敌人审查机关的注意，却会受到华北城工部的跟踪关注，整理综合起来，就是一份份完整的情报信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一时期，其他行业地下党也千方百计因地制宜展开隐蔽斗争。
为了宣传中共政策，影响北平的人心向背，华北城工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出版发行等行业，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机智斗争。文委领导下的“朝华书店”，有意在店里出售各种政治色彩的书籍，给公众以政治面目中立的印象，他们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放在柜台最前面，看似“尊重”，实则是个挡箭牌，后面放着郭沫若、范文澜、邹韬奋等人的进步书籍。蒋介石的书标价很高，令人望而却步。郭沫若等人的书籍标价公道，便于普通百姓购买阅读。从解放区运来的革命书籍，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则藏在柜台下面，看准了对象才卖。得益于积极而缜密的秘密工作方式，朝华书店一直安全运营到北平和平解放。
华北城工部铁路工作委员会领导本系统地下党员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1945年底国民党发动内战之际，西直门站地下党提供了关于西直门车站两次大军运的情报，将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九十六军开赴东北部队的番号、辎重等通过地下电台报告了上级。平津战役期间，北平铁路局调度所地下党把铁路系统的调拨情况，如军用列车的数量、去向，多少罐车、客车、平板车，车载什么货物，每天密写交给上级，经地下电台发往城工部。西直门机务段地下党员李舸曾多次身着火车司炉浑身油泥的劳动服，装作去康庄、怀来探亲的样子，携带一些材料或物品，顺利闯关送往解放区。
和平解放前夕，北平市政工委发动本系统所有地下党员搜集情报。从本企业的厂房、设备、人员、资金，到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在本企业活动情况，特别是本企业附近所驻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兵力、装备、明碉暗堡等情况，统统写成材料，报送给上级，为攻城准备和此后接管北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炎黄春秋》 秦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