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晚秋，37岁的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刘大鹏得知自己中举了，这意味着他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倘若在接下来的北京考试中杀出重围，那么他将获得授官的资格。之后，他赴京赶考，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经历。

　　读书人的梦想

　　从9岁开始，刘大鹏就由乡里的先生教授其功课，研习经史典籍十余年，为他日后参加科举打下了相对良好的基础。23岁时，刘大鹏到太原县城的桐封书院学习，不到一年时间，他便又转到了崇修书院读书。暑去秋来，又是十余年的寒窗苦读。在这里，刘大鹏接触到了相比乡里更广阔的世界，也得到了许多名师指点，如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便曾在崇修书院为其授课。

　　当刘大鹏顺利通过乡试，取得到北京参加会试的资格时，他已经37岁，即将步入不惑之年。长期的脱产学习，让他的家庭生活虽不至于一贫如洗，但也仅能勉强满足日常的温饱。刘大鹏作为大孝子，显然也希望通过在北京的科举考场上一展身手，带领家族改变命运。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二十二日清晨，冬日的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刘大鹏便和友人匆匆踏上了进京赶考的道路。家里人对他的此次出行十分重视，据他回忆，自己出门前被告知只需要收拾行李即可，其他家务概由双亲安排给家里的其他兄弟们操持，这更使得刘大鹏心里暖洋洋的，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

　　然而在赴京途中，刘大鹏从身边人的交谈中了解到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大败，辽东地区局势危急，而朝廷派去前线的重臣却是畏缩不前，故意拖延时间。联想到之前不时有军队从自己家门口经过，刘大鹏对局势愈发感到迷茫。但是眼下自己已无时间去深究其中因果，毕竟考试已近在眼前了。

　　快到北京之时，刘大鹏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切的体察。拾粪的老农频繁地穿梭于过往的车辆之间，让他感到生活不易；沿途客栈内的风尘女子与客人眉来眼去，让他感到警醒，暗暗告诫自己不能乱了心智；而当他看到许多行商因为“税不及公车”，于是为了逃避关税，故意和赶考的举子们搭伴入京，更让他觉得读书考科举是有意义的，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

　　虎头蛇尾的首次赶考

　　到了京城后，刘大鹏的考试信心升到了极点，禁不住吟诗一首——“一路春光对面迎，公车逐日不停征。乘风破浪于今历，半月方才到北京”。但刘大鹏的脑子马上冷静了下来，原来，京城里面的规矩不少，而自己之前却不明就里，只能在友人的告知下一件一件解决。

　　首先，来京城参加会试要先取得“印结”，也就是准考证。而“印结”的获取，则要求助于同乡京官。刘大鹏一行人刚到京城不久，就匆匆带着礼品去陆续拜访同乡京官、同乡在京商人以及两位大主考。这一趟折腾下来，刘大鹏等人已经囊中羞涩，面对座师仆从讨赏，他和朋友郝济卿只能勉强凑出4吊钱，引来周围人非议。

　　其次，刘大鹏第一次参加会试，很想打听些考试的经验或注意事项。当他得知京城的考试以“取字”为先，“写字为第一要紧事”，而文章内容的逻辑和思想价值被放在次要地位后，他不免暗暗吃惊，因为他在字体上似乎并未太用功，而现在考试就在眼前，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来京城一周多时间，刘大鹏的思想就经历了巨大的冲击，当初的意气风发已经烟消云散。三月初九这天，刘大鹏匆匆步入会试考场，开始了这次入京的“正题”。

　　甲午战争前后的清廷虽然浸润洋务事业较久，现代化程度已经超出了40年前，但考题仍然以从四书五经中挑选语句来阐发为主，固守传统。

　　在考试中，刘大鹏观察并记录下会试场内的一些细节。他发现官员头顶上的装饰非常丰富，红顶、蓝顶、白顶子和水晶顶均有，这些正是官僚等级的映照。而且更有趣的是，自己之前在乡试考场上被差役呼为“先生”，而现在差役则称自己为“老爷”。刘大鹏不觉幻想，自己在不远的未来，也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刘大鹏对考卷之外的事情关注之详细，其实隐约透露出他对这次会试已有些分心，这多少也预示了其名落孙山的结果。在等待放榜的日子里，刘大鹏等人去逛了北京的庙会，护国寺里百货云集，行人来往不断。游过护国寺后，刘大鹏又去了嘉兴寺、万寿山与颐和园。游玩之外，他还品尝了北京烤鸭，并对鸭肉的物美价廉赞不绝口。

　　又过了5天，刘大鹏等来了自己会试落榜的消息。这个结果在他的心里倒是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因为刚来北京时他就已经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一次考不中也是实力有限。而与此同时，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更让刘大鹏和身边其他举子们的忧国心绪达到极点。许多读书人通过都察院代递请愿书，反对和日本议和，但无济于事。一些举子痛恨于清廷软弱，寄望于俄国干涉，但刘大鹏却觉得俄国人居心叵测，难以信任。

　　京城围绕和议的争论仍在发酵，但他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更多后续，而是打点好行装，于五月中旬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时局变化下注定的失败

　　回到家乡后的刘大鹏不甘心失败，渴望返京再战科场。他托人从北京购回一箱书籍，包括《御批通鉴》和《皇朝经世文编》等巨著。他反复研读李鸿章等人的奏议，试图从字里行间去推敲出公文遣词造句的规律。无须讳言，刘大鹏还是抱着应试的思维来学习，但他不知道的是，清廷会试的形式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刘大鹏和友人再度来到北京。三月初九的凌晨三时，刘大鹏在烛光下等来了第一份考题。做完后，刘大鹏心里有些没底，觉得自己的文章不是很好，但为了避免影响到接下来的考试发挥，他又安慰自己“文虽不佳却平妥”。三月十二日，考题内容为从儒家六经中各抽取一句话来作答，这些对于熟读经书的刘大鹏来说似乎并不难，可是等到六经题目考完，新发的考题中涉及兵制、钱币和学校等内容，却让刘大鹏有些应对乏力，因为这些并不是他所擅长的。由于昼夜不分的伏案作文，刘大鹏有些困倦，竟然和着夜晚的凉风昏睡了过去，等到再醒来时，他才意识到临近交卷，匆忙把剩下的问题答完。

　　和上次考完去颐和园等地观景放松一样，这一次，刘大鹏等人听说铁路已经修到了永定门外，于是跟随友人乘火车到天津游玩，其间还去吃了日料馆子，又是一次大开眼界的人生体验。但这番难得的欢乐，却随着一个月后考试结果的公布戛然而止。刘大鹏又落榜了。

　　刘大鹏个人在变，而外面的世界又何尝不会变？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的刺激，促使了统治阶层在选拔人才等方面作出改革，而刘大鹏正是这种变化的亲历者。刘大鹏觉得科举考的基本是四书五经的内容，除此之外，把字练好就行，可事实却是两次考试中涉及“时事”或者说“洋务”的成分不断增加，而卷面字体的工整也不再是会试入围的必要条件。在急速变化的晚清社会，刘大鹏有些落伍了，他嘴上不服输，认为国家不再重视传统，人人都追捧西洋新学，是社会倒退的表现，但他仍不得不花时间去了解朝廷所需要的时务。

　　等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大鹏和儿子一起到河南开封去参加会试时，从四书五经中出题的套路早已成为历史，朝廷对财政、军事和教育等专业知识的考查成为主流，这些显然已超出了刘大鹏的准备范围。这一年的会试，是补开1901年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取消的会试。开封会试是清代历史上倒数第二场会试，这场会试也成为刘大鹏科举生涯的绝唱。

　　据《北京晚报》 李文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