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他一生结交了不少国际友人，其中美国左翼作家、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非常特殊的一位。鲁迅与史沫特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史沫特莱也认为鲁迅是其在中国岁月中对其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

　　建立友谊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深入东北矿场、北平火柴厂和广东缫丝厂等工厂及广大农村地区进行采访、调查，并撰写劳工调查报告反映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矿工的奴役，关注工厂中的童工问题、女工待遇及广大农村地区百姓境况等。

　　1929年5月，史沫特莱到达上海，后通过日本记者尾崎秀实知道了为民众呐喊的鲁迅，并非常渴望能够结识他。按照西方的习惯，史沫特莱先给鲁迅写信请求会见。据《鲁迅日记》记载，1929年12月25日“上午得史沫特莱（注：即史沫特莱）女士信，午后复。”得到同意后，27日史沫特莱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蔡咏裳夫妇的陪同下，走进景云里的一幢楼房，轻轻叩开了鲁迅的家门。阳光斜照着二楼书房，鲁迅坐在靠窗的藤椅上与史沫特莱谈话。两人惊奇地发现彼此都懂德语，第一次相见，语言的相通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那时，国内一场文学论争刚刚冷却不久，文坛仍然弥漫着火药味，许多人士对鲁迅尚存有疑虑和偏见。这时，史沫特莱却以一个记者兼革命者所特有的敏锐来拜访鲁迅。

　　后来应鲁迅之约，史沫特莱开始为鲁迅主编的创刊不久的《萌芽月刊》撰稿。1930年5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史沫特莱所写的《中国农村生活片断》。五天后，鲁迅在为弟弟周建人的《进化与退化》所作的小引中，还特别援引该文的两段话，来论述改造社会与改造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庆祝寿辰

　　1930年9月，史沫特莱突然接到一个请求，请她租一家外国餐室。原来，9月25日是鲁迅的五十寿辰（按农历虚岁计算），冯雪峰、冯乃超、柔石等左联人士，想举行一场庆祝鲁迅五十寿辰的招待会和晚宴，但怎样租用合适的场地，令大家一筹莫展。史沫特莱富有革命经验，她颇费周折预订了法租界吕班路口靠近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一家荷兰人开的印尼餐馆。

　　为防止特务破坏，生日纪念会提前几天秘密举行。史沫特莱和董绍明、蔡咏裳夫妇，还有两个左联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保卫。事前在马路路口安排了岗哨，几个人充当暗哨，守卫在餐馆的花园门口。下午三四点钟，鲁迅携家人到达后，史沫特莱请鲁迅坐在餐馆里面一块草坪的藤椅上，按下快门，为鲁迅拍了一张生日纪念照，还将事先选购的一幅白绸子衣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鲁迅。暮色降临时，来客参加了晚宴和晚间的纪念会。亲自参加这次纪念会的冯雪峰回忆说：“十七日事是由几个人提起，即请史沫特莱去与荷兰人开的一个高级菜馆联系，每人自带四元钱，参加的人是事前联系好的，人不多，没有什么仪式，只请鲁迅先生坐在草坪上照了一张相。”

　　在参加完祝贺鲁迅五十寿辰的聚会后，史沫特莱思绪汹涌地写下了她的观感：“鲁迅……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他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头发像一把刷子，面孔的轮廓是最常见的中国人的模样，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的表情最为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的风度、谈吐、举手投足，都辐射出一种完美人格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似的，笨拙而粗鲁。”

　　事后，史沫特莱将鲁迅坐在餐馆藤椅上的这张照片发表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在照片旁有一段文字介绍：“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摄于他五十寿辰之日，他还积极参加自由大同盟——他的左翼文化团体。”这是较早把鲁迅介绍给美国的文字和照片。

　　革命友谊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24位革命青年，包括胡也频、柔石、冯铿、殷夫、李伟森五位左翼青年作家。鲁迅悲愤不已，他与史沫特莱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准备向国际社会公布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作家的暴行。宣言后经茅盾修改，并由茅盾和史沫特莱译成英文，以《中国作家致全世界书》为题发表于1931年6月的美国《新群众》杂志。

　　1932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史沫特莱非常关心鲁迅的安全，在不知晓其全家已在内山书店避难的情况下，乘车前往鲁迅寓所准备接走他们。

　　1936年，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专制统治下中国作家的悲惨处境，鲁迅撰写了《写于深夜里》，5月发表于上海《夜莺》月刊，并由史沫特莱、茅盾翻译成英文，英译第一节6月发表于上海英文期刊《中国呼声》。

　　经过多次合作，史沫特莱与鲁迅、茅盾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正如史沫特莱在其战地报告文学《中国的战歌》中所说：“我们三人谁也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三人无不认为帮助和支持为解放穷苦大众而战斗、而牺牲的人们是无上光荣的事。”

　　1931年6月，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逮捕了国际友人牛兰夫妇。1932年3月，史沫特莱与第三国际工作人员为营救牛兰夫妇拜访了鲁迅。7月，鲁迅与茅盾、陈望道等36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同时，成立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这使当局不得不按照法律程序审判。年底，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保障人权，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史沫特莱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为重要盟员。

　　1936年10月，在西安疗养的史沫特莱得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一时无语凝噎。她深情地说，“鲁迅先生的去世，不只是一件引我个人悲哀的事，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尽管史沫特莱当时不在上海，但因她与鲁迅深厚的革命友谊，她的名字被列入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1937年11月，史沫特莱所作的《追念鲁迅》一文发表于《文学》第九卷第四号，记述了她和鲁迅的交往，她在文中高度赞扬鲁迅对革命青年深沉的爱和对专制统治毫无畏惧的抗争。

　　据《纵横》 《新民晚报》 黄爱华 李忆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