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思想进步的扬帆作为学生领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3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加入新四军。从沪上文化界的翘楚到新四军秘密战线上的精英，扬帆总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在步步惊心中，一帆高挂，千里远航……

　　勇闯第三战区

　　1939年初，上海已成“孤岛”，但中共领导的地下抗战文化活动依然风生水起。其时，上海已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上海进步文人，为前线将士组织募捐、慰问演出等。不久，上海地方协会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组成了60多人的“慰劳三战区将士演剧团”，欲将收到的群众捐款送往前线。慰问团团长是上海地方协会的代表吴大琨，副团长则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代表扬帆。

　　扬帆的慰问之行任务艰巨，他不仅要率团到第三战区慰问演出，要将慰问团中参加新四军的进步青年安全送到军部，还要同国民党第三战区协商给新四军的捐款。

　　此时国共间虽已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仍诸多设障和掣肘，还派了一名副官随行，实质是对慰问团一路上进行监视。到江西上饶后，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千方百计阻止慰问团继续前行，要求扬帆留在三战区政治部从事电影工作。扬帆虽婉言推辞，却已无行动自由。当时在三战区政治部工作的冼群曾是扬帆的学生，他暗地里找到扬帆，对他说：“顾祝同是不会让你们走的。你们不要怕翻脸，要冲出去。你们是民众代表，他们不敢抓你们。”于是，扬帆与大家商量，一起设了个局。在全体团员会议上，慰问团团员们都装得慷慨激昂，大骂吴大琨、扬帆几个领头的是人贩子，搞欺骗，把大家卖到了上饶。扬帆立即表态，愿与大家一起行动。大家吵吵嚷嚷，就这样冲了出去，一直跑到火车站，上火车返回了金华。

　　到金华后，扬帆一行随即找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交涉。黄绍竑说：“三战区已经通报说你们是共产党，你们只有到浙西去慰问了，那边是我的部队。”就这样，慰问团又被迫去了浙西天目山。无奈中，扬帆只有给新四军军部写信，暗示他们的困境。一天，他们将一路随行监视的国民党副官灌醉，随即步行，翻过崇山峻岭到了皖南歙县，辗转抵达位于皖南泾县云岭镇的新四军军部。

　　“文化村村长”

　　由于众多文化工作者的加入，新四军的抗战文化宣传蔚为大观，群众的抗战激情更为高涨。但是，扬帆肩负使命，必须回上海向党组织复命。这天，扬帆来向副军长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辞行，却被力劝留下并加入了新四军。

　　1941年7月，扬帆随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江苏阜宁停翅港。这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随之香港沦陷。阿英、贺绿汀、范长江、艾寒松等原来依托上海和香港进行抗日活动的大批文化界人士被迫转移，撤退来到苏北。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大喜过望，决定将他们集中安排住到离军部不远的“卖饭曹”，以便于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

　　“卖饭曹”原是一个以曹姓人家居多的村庄，但当这些文化人士聚居于此后，“卖饭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村”。文化村中住有十多位文化人士，周边报社、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以及抗大华中总分校的一些文化人士亦常到文化村相聚。他们泼墨挥毫，赋诗唱和，营造出空前热烈的文化氛围。他们还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文化杂志编委会，积极筹备出版刊物。

　　其时，华中局专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陈毅指定扬帆以文委委员的身份作为军部与各文化人士之间的联络人，并负责办好食堂、俱乐部，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安全等。因此，扬帆也被大伙儿戏称为“文化村村长”。

　　1942年12月，新四军军部离开阜宁向淮南转移。行前，陈毅特地将扬帆留下继续照顾这些文化人士的生活和安全。其时，日军正对盐阜进行大“扫荡”，扬帆迅速组织大家疏散和撤离。他帮忙将阿英一家安排到射阳河边的华成公司隐蔽，还将刚到苏北不久的邹韬奋转移到阜东县“打埋伏”，随后又秘密护送其经苏中根据地返回上海。这段时间，扬帆在战火硝烟中频繁奔波。面对日军如此大规模的“扫荡”，在根据地的文化人士有的重回上海，有的辗转去了延安，有的随部队行动，均安然无恙，扬帆功不可没。

　　只身入虎穴

　　1944年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面临重大转折。在对敌反攻即将到来之前，分化瓦解日伪军，促使日伪军投降反正，对胜利的进程有极大意义。为了适应形势，华中局决定成立敌区工作部，扬帆被任命为部长。

　　1945年6月，日方提出希望新四军派代表至南京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接触，并保证安全。新四军也正考虑正式派人去和日方上层接触，这对进一步了解日方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央提供全面敌情参考是有利的。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艰巨任务，危险且极具挑战。此人要有胆识、勇气、智慧和对祖国的忠诚，同时还要有视死如归的决心。最终，军部决定由扬帆前往南京。行前，军部开了欢送会，同志们嘱咐他一定要小心谨慎。

　　扬帆只身入虎穴，在南京原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大楼里，与日本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见面。今井武夫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与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协议，甚至愿意让出8个县城，并且表达了希望将来能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的意思。至此，日方欲离间新四军与盟军关系的意图终于暴露。扬帆沉着应对，不予表态，他称，“只听意见，不具体谈判”。扬帆在南京城“溜达了几天”，感受到南京城日伪军普遍士气低落的气氛，他坚信抗战胜利为期不远。

　　此后，时局发展急剧变化。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新四军军部又派扬帆前往南京，敦促冈村宁次向新四军投降。到南京后，扬帆派人先去试探日方态度。日方答复说，根据《波茨坦公告》，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

　　此前，蒋介石已下令，阻止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受降；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此外，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连续致电蒋介石，愿将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的伪军完整交给蒋介石。很明显，蒋介石已经与伪军合流。扬帆认为，如此形势之下，与日本人见面无益。他一边了解南京城的守备情况，一边在南京城里部署地下情报人员工作以配合攻城部队，并尽可能地策划伪军起义。

　　根据形势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进攻南京的计划。但在南京地下党组织的策划下，汪伪警卫第三师起义，回到人民阵营。扬帆闻之十分欣慰，这是他所参与的秘密战线工作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扬帆先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等职，驰骋在我党的秘密战线上，为新中国的诞生铺设了一条看不见的特别通道。

　　据《名人传记》 刘小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