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叶圣陶一生追求真理，献身教育；热爱文化，传承文明。他的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文学作品流传广泛，编辑思想更是被誉为“躬耕书田，乐为他人做嫁衣”的典范。

　　“教是为了不教”

　　1912年，中学毕业的叶圣陶到苏州言子庙小学担任教员，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谈到怎样当好小学老师时说：“绝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敏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

　　叶圣陶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看作是“准备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愚笨的时候”，他总是“从观察和剖析找出原因”“再从理由上加以对症治疗”，从来不搞体罚，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和学生亲密无间。

　　1917年至1921年，叶圣陶在苏州市吴中区角（音同“路”）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国文，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成形时期。在这里，他自编国文教材，开启了实践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同时，为让学生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他带领学生一起挥锄破土，开辟了“生生农场”；捐款在四面厅办起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并开设诗文、书画、英文通讯等各种学习专栏。他还在学校里造戏台，将《荆轲刺秦王》改编成戏剧，师生一起排演；开设篆刻课，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里收获成长。在每学期中、学期末的“恳亲会”（即家长会)上，叶圣陶还会将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种植的瓜豆蔬菜陈列出来，并邀请家长和社会贤达参观。

　　“教是为了不教”这一观点，最早见于1962年叶圣陶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他在文中说：“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养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学生将来经常要阅读，老师能经常跟在他们背后吗？”

　　现代教材建设的奠基者

　　叶圣陶对现代教材建设的奠基作用受人瞩目。

　　1922年，不到30岁的叶圣陶受当时的教育部礼聘，拟订《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不久又受商务印书馆聘请，与人合编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6册），这是叶圣陶第一次主编一整套正式的教科书。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从1932年的初级小学《开明国语课本》到1948年的《文言读本》，他自编或参与编写了十多套国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国文百八课》，编排体系、课文选取、教学指导诸方面都达到完善的程度。尤其《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编撰课文，漫画家丰子恺绘插图。课本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赞誉，尤其受到小学教员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叶圣陶在教科书出版界显赫的成就与声望，他被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从1950年至1966年，他先后领导编写出版了四套全国中小学统编教科书。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对教科书编辑出版有一项特别的贡献，他的大量作品长期作为范文入选各种国文、国语课本。目前可见到较早选择其作品的教科书有：出版于1923年商务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第一册》（《伊和他》），1924年商务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四册》（《祖母的心》），1924年中华书局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隔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古代英雄的石像》《苏州园林》《爬山虎的脚》等名篇也成为语文课本的保留“曲目”，成为影响百年来几代中国人的经典名篇。

　　“我的职业是编辑”

　　叶圣陶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但他却说：“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回忆：“1923年春，爷爷叶圣陶进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那一年他29岁。”

　　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8年，主要在国文部编辑中学生的国文课本和国学丛书，曾经代替作家郑振铎编过一段《小说月报》，还和人一起编过一段《妇女杂志》。

　　《小说月报》首发了不少新秀的作品，好几位新人后来成了文学巨匠、名家。茅盾、巴金、丁玲、施蛰存、戴望舒等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的公开出版，都离不开“幕后英雄”叶圣陶。

　　巴金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路，做不了作家；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丁玲回忆叶圣陶指点她修改自己小说的往事时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施蛰存说：“1928年初我写的小说《绢子》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这对我的鼓舞很大，从此我脱离了鸳鸯蝴蝶派刊物，挤进新文学运动队伍。”

　　“篑土为山宁肯后”

　　叶圣陶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他追求进步，“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受到一批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感召，叶圣陶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在家国情怀、教育热忱上的理想。

　　五卅运动期间，叶圣陶的寓所上海仁馀里廿八号曾作为左派的联络点。五卅运动后，叶圣陶以自己的笔为武器，创作短篇《夜》、长篇《倪焕之》以及童话《冥世别》等，控诉反动派凶残的大屠杀，讴歌民众的觉醒和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叶圣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全面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作品，从不同角度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民众。

　　1945年10月16日，叶圣陶应邀到重庆曾家岩出席周恩来的宴请，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周之名已久，见面尚是初次。其人有英爽之气，颇不凡俗。”见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之后，叶圣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更真诚了，这从他1949年3月1日写的一首诗《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中可以体会到：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叶圣陶曾把自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于1949年1月7日秘密离开上海，到同年3月25日前往北京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进入北京的这段日记，取名“北上日记”，在1981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叶圣陶是民进卓越的领导人，他满怀着“篑土为山宁肯后”的情操，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我国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据《人民政协报》 毛梦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