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底，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将家人也接至昆明。此后，他们一家在昆明住了8年。

　　“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父亲的背影。”儿子闻立鹏回忆说，“那时条件困难，一间屋子既是我父亲的书房、会客室，又挤着我和妹妹的床，还有我父母的床。有时我夜里醒来，就看见父亲还披着衣服、弓着背，坐在桌前刻图章。”

　　战时物价暴涨，闻一多的月薪仅够一家人勉强支持十天。书籍衣物变卖殆尽，他去校外兼课、写文章、作报告，为节省炭火，在腊月里带着全家高高低低的孩子们去小河边洗脸……想尽办法，一家人仍时常在断炊中度日。直到闻一多在朋友建议下公开挂牌，为人刻印，成为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家中状况才有所改善。尽管闻一多的面容变得消瘦，手指上磨出硬茧，但在最劳碌的日子里，他依然是那个几乎从不对子女发火的好脾气父亲。

　　闻立鹏记得，有一回，二哥闻立雕从学校拿回一块钠放入茶壶，试着按课堂上教的钠加水产生氢气的原理制造氢气，结果钠放得太多，引起爆炸，伤到了围观的大妹。“二哥闯了祸，我们都吓坏了，没想到父亲并没责备我们，只是借此讲了个道理，说了句英文谚语：‘一知半解是最危险的事。’”闻立鹏说。

　　在闻立鹏的印象中，父亲不曾对他们兄妹提过多少要求和期望，除了在给哥哥们的信中，说过一句“我自己教中文，希望我的儿子在中文上总要比一般人强一点儿”。

　　闻立雕曾在文章中写过，父亲是寓教育于日常生活，身教多于言教，熏陶和潜移默化多于灌输。“例如，他要求我们每个孩子都要好好读书，而他自己只要没有别的事，放下碗筷就坐到书桌前，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受他的影响，我们自然也就形成了看书写字的习惯。”

　　为国担当，为家担当。无需说太多，闻一多只需做自己的事，他走在前方的背影，便是对儿女们的指引。

　　据《新华每日电讯》 王京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