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军火输入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军队发展的重要因素，德国军事顾问团则给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造提供许多帮助。而中国则向德国输送了大量农业及矿产原料。然而如此“亲密”的中德两国，在二战来临时却分道扬镳。

　　孙中山的“大陆同盟”构想说到联德，源于在旅居欧洲时期，孙中山曾专门研究过德国的历史，并数次访问德国。在他眼里，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俾斯麦政府则是欧洲“最有竞争力的政府”。

　　1913年，孙中山在滞留日本期间，为了同北洋政府及其支持者英国抗衡，曾提出过一种创建“大陆同盟”区域组织的设想，他计划以包括中德两国在内的6国为核心成立联盟，以树立国际上另一新兴势力，并曾计划派其秘书戴季陶为代表，赴欧联络各国，却因经费困难，终未成行。

　　孙中山真正同德国官方进行接触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的。1917年，为阻止中国对德宣战，德国曾和中国各方重要人物接触。3月，孙中山曾同德国驻沪领事有过接洽，德方希望孙中山领导的力量能够推翻依靠日本反对德国的段祺瑞政府。

　　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他3次派代表在德游说工商财军各界发展对华合作。但当时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政府与北洋政权恢复关系不久，对于孙中山广东政府的合作要求，反应谨慎而小心。由于德方尚未考虑在外交上公开承认南方政权，故而不可能公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又因《凡尔赛和约》所限，也不能同意对广东派遣高级军事顾问，从而使得孙中山不得不转向苏俄寻取军事支持。

　　蒋介石上台后力推与德国合作

　　中德的真正合作是从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开始的。此前，蒋介石在密谋反苏反共时，就委托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物色适当的德国人选，以便日后与苏联决裂时让德国人取代苏联军事顾问。

　　1927年底，蒋介石与朱家骅物色到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会面。鲍尔就中国的军队建设和经济复兴提出不少建议，得到蒋的赏识。

　　1928年，组织德国顾问团的计划开始实施。3月，南京政府派出以陈仪为首的代表团由鲍尔陪同赴德考察。代表团有两项任务：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来华服务。

　　这个代表团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从德国订购大批军火。

　　当年11月，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这段时间，来华服务的德国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于蒋介石，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34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政府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由于中方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后一阶段，双方改为实行易货贸易，这使得中国得以向德国订购大批军火，以弥补国内兵工生产的严重不足。

　　德国在中日之间“两头下注”

　　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际社会对全面抗战的爆发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态度，最为尴尬的是夹在中日之间的德国。一方面，当时中德两国经贸合作轰轰烈烈，德国军事顾问正在马不停蹄地帮助中国训练国防军；另一方面，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政治上的联盟关系已奠定基础，德日外交往来亦热闹非凡。

　　就在日本全面侵华数月以前，德国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反共协定”。当时德国是指望日本能够在德国未来世界战略中助一臂之力，拖住苏联与美国。现在日本全面侵华，与德国的希望南辕北辙，一旦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日本也就失去了作为德国战略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日本现在侵略的是一个正在供给德国战略资源的国家，中国若战败，不仅德国要失去在华经济利益，也将失去一个“反苏朋友”。因此德方在内心中对日本侵华很不满意，只不过为了“盟友”面子，只能宣称“中立”罢了，但暗中依然同情中国，采取了一些不利于日本的实际援华措施。

　　日本政府对德国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表明日方坚决反对德国介入中日冲突。1937年7月28日，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拜访德国外交部，对德方不承认日本侵华是反共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在日本的压力下，德方暗中同情中国的立场正在悄然改变。

　　1937年10月间，随着德日关系之增进，日本政府向德方提出要求，要德方立即停止支持中国，否则就以中止“德日反共协定”相威胁。希特勒在日本要挟之下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以解除德国之困境，如调停失败则改变方式公开支持日本。显然，德国人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及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意志犯了“估计不足”的错误。调停以失败告终。

　　对于日本，希特勒认为是德国的政治与战略盟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对于中国，德方觉得最有价值者不过是农矿产原料，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两者相比，前者必定是最主要的，而后者则是可放弃的。

　　随着德日关系的不断紧密，日本方面继续以各种手段向德方施加压力，逼德方撤退在华军事顾问与停供中国军火。希特勒决定满足日本的要求，用进一步损害中德关系的手段来讨好日本。

　　1938年4月27日，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召见中国驻德大使，通报了德国准备召回赴华军事顾问团的意向。与此同时，德方也向其驻华顾问团发出了威胁，如还不尽速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主管对华贸易的戈林亲自下令，停止一切对华出口的军火输出。

　　迫于此种压力，1938年7月5日，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率最后几位德国顾问离开汉口赴广州，然后取道香港回德国。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按照日本的意图，该条约声称：“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傀儡政权，翌日国民政府于重庆发表中德断交宣言。中德保持了十余年的友好关系正式终结，两国从此走向了二战中敌对的两个阵营。

　　据《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日战争》 马振犊 戚如高/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