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蒋百里都是弃文习武、投笔从戎，1901年在日本东京相识后，这种共同的命运和抱负，让他俩一见面就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几乎形影不离，情同手足。

　　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优秀士官，蔡锷与蒋百里在1904年回国后，一时风光无两，成为各地竞相招聘的稀有人才。然此际正处清末衰世，革命的前夜，多难之国，新旧军事力量暗中较劲，形势复杂，他们很快发现，现实并不乐观。

　　那段时间，二人常互倾心膈，感叹事业不畅，改造中国军队的理想受阻，并一致认为：袁世凯、段祺瑞之流私心太重，地域观念太深，即使他们愿意放手练新军，也只能成为一人一系争权夺利的工具，而绝不能用以捍卫国家。于是他们抛弃了借助袁氏建军的幻想，走上了反袁救国的道路。此时，他们发觉袁世凯正暗搞帝制运动，梁启超、蔡锷、蒋百里等几位师友遂密谋反袁计划，策划倒袁护国运动。

　　蔡锷等人隐蔽行事，在暗中有计划有步骤地酝酿部署，并屡放烟雾弹，以瞒过袁世凯紧盯着的眼睛。这当中，梁启超与蔡锷唱起了双簧，蔡锷与蒋百里也唱起了双簧。等到梁启超与蔡锷设计脱离虎穴，南下转往西南，蒋百里也离开北京，辗转南下，积极配合蔡锷讨袁军事起义。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25日，蔡锷等在云南组成护国军举兵讨袁。1916年3月22日，眼见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四川、浙江等省陆续宣布独立，袁世凯四面楚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

　　倒袁成功，大局已定，蔡锷在全国各地都受到尊重，然终因喉疾趋重，于是请假东渡就医。而蒋百里也深感蔡锷病情已相当严重，不能再耽误，他放不下蔡锷的病情，愿以总参议之名陪蔡东渡。

　　很快，蒋百里为蔡锷物色了日本九州福冈医科大学医院，于9月9日一起由沪东渡。从此，蒋百里一直陪侍在蔡锷左右。

　　11月，蔡锷病势垂危。8日，他由护士勉强扶持，凭窗瞭望日本飞机演习，受了一次很大的刺激。他对蒋百里说：“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我不死于对外战争，死有余憾。”当日，蔡锷溘然长逝。

　　蒋百里痛失挚友，他决心亲手操办蔡锷葬礼，请来和尚为蔡锷操度灵魂，后将蔡锷灵柩护送回上海，并亲撰《蔡公行状》，描述蔡锷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

　　据《书屋》 胡月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