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4日，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救授严文明逝世，享年92岁。

　　严文明出生于1932年，从事考古71年。他担任过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去年被“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授予终身成就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考古学家。北京大学称，严文明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

　　和而不同

　　朋辈和学生们回忆起来，严文明从来都不是强势的人。他对学生非常而耐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1989年拜入严文明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时，严文明已是系主任，事务繁忙，学生们有事请教，总是在夕阳西下时到传达室，先给他家里打个电话。严文明在家里等他们，趁晚饭时间跟他们谈谈，谈完饭都凉了。

　　严文明1958年刚留校当老师，现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的郭大顺同年正好进入北大考古系学习。郭大顺记得，那时严文明就很温和，直至晚年都依然如是。他的温和下藏着细心，郭大顺毕业后到辽宁工作，当时东北考古条件艰苦，严文明一直格外关心郭大顺，东北需要帮助，他从不推辞。编写牛河梁遗址考古报告时，郭大顺请严文明审读，严看得极其细致，意见写了满满五页纸。

　　严文明不爱争执，但做学问总避免不了观点分歧。严文明独抒己见，从不跟风附和，却从未跟人红过脸。他有自己的处世之道。

　　对于老师苏秉琦的一些观点，严文明也不赞同。他坦诚说起过，比如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划为六个区系，他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没有一篇文章去驳斥，对老师不尊敬的，我绝对不会那样做。”

　　严文明和苏秉琦的观点之别，事关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一直以来，中原是中华文化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发现时期，动摇了中原中心论。苏秉琦提出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各自都有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理论。

　　严文明则始终对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念兹在兹。他提出一个比喻：重瓣花朵。各个区系是花瓣，但还是有一个花心，那就是中原。他认为早在史前时期，中国文化就基本形成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严文明跟学生说过，不要因为他是老师，就赞成他的意见，如果他错了，学生们还是要反对。“学术是一步一步传下来的，对老先生的观点要有起码的尊重，但也不要机械地去学，承前还要启后，继往还要开来。”严文明说。

　　叩问大地

　　1943年，严文明在故乡湖南华容上高小，不久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华容城关。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中，老师上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故事讲的是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占领之前，法国老师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节法文课。严文明听得流泪。课后，学校疏散，他回家把课本装进陶罐，埋进后院一棵树下，跟随全家逃亡。

　　颠沛流离中，父亲从未让他放弃学业。学校恢复时，就送去上学，学校解散了，就让他到处读私塾，跟着长辈学古文。1953年，经历了破碎的求学生涯后，严文明终于考上北大，第一志愿是物理，但最终被历史系录取。

　　一年后分专业时，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找到他，动员他学考古专业，因为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也离不开科学。严文明听从了苏秉琦。此后他用一生叩问这片大地的前世。

　　虽然一生身处学院，但严文明也曾当过很多发掘项目的考古领队，坐镇一线指挥。他的考古发掘生涯最重要的履历之一，当属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1987年至1992年，严文明担任石家河遗址考古总领队，寻找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晚期高等级文明。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石家河有没有城？在连续发掘了多处遗址后，两次调查确认，这里果然有一座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城址，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此前发现的那些遗址，于是都有了具体身份：有的是宗教活动中心，有的是居民区……石家河遗址群代表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社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2021年，石家河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石家河遗址考古，至今有一个做法被津津乐道：考古队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田野调查流程，成为此后聚落调查工作的蓝本。这次发掘，实则也是严文明聚落考古理念的实践。所谓聚落考古，是以整个原始聚落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中的社会形态，有人类学的色彩。而此前中国考古，一直偏重器物和文化史。

　　“严先生的聚落考古研究，在中国是开创性的。”戴向明说。1981年，严文明发表《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以陕西临潼姜寨这个新石器时代最完整的聚落遗址为标本，实现他所构思的考古学理念之变。姜寨第一期发现了100多座房屋基址，严文明推断，这些房子属于五个氏族，姜寨聚落由家族、氏族和胞族三级社会构成。

　　当时，他还未提到聚落考古这个词。《姜寨》发表三年后，考古学者张光直从美国到中国讲学，系统介绍北美聚落考古方法，这个概念在中国考古界风行起来。而严文明数年前就开始了实践，领风气之先。

　　贡献卓著

　　除了留在考古学史中的那些经典理论和著作，身为教师，课程也是严文明的作品。从1962年开始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到1980年代与考古学家宿白合作的“中国考古学通论”，1990年，严文明又专为本科生开设“考古学导论”。考古发现和资料不断增多，讲义也越来越厚。这些课程，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基本就在这些课程中创立。

　　严文明对每一个关注过的领域，几乎都做出过经典的理论贡献。最早，他研究仰韶文化，全面总结仰韶文化的分期、分区和划分类型等，出版的《仰韶文化研究》是国内研究仰韶文化的唯一一部个人专著。之后，他研究农业起源，从理论上解释为何稻作起源于长江流域。

　　后来人们常说，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严文明有重大贡献，也是他一生致力的方向。这是一项恢弘的工作，要为几千年历史理出脉络。

　　“严先生一直在思考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做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人很多，但能把全国范围内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东西说得比较清楚、通畅的人极少，“严先生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严文明特别强调实际工作，总结的概念和认识要拿到实践中检验，“如果经不起检验，尽管说得好像很圆满，实际上你自己都不相信”。

　　如果学术世界是一座金字塔，严文明就是站在塔尖的那一类人，所有的材料、事实、进展都向塔尖汇聚，最终由他破解谜题。自始至终，严文明对中国考古学根本目标的认识基本没变，就是建立国史一通过考古资料，建立可靠的中国历史，认识中华文明。

　　据《中国新闻周刊》 倪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