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刺客！”两声枪响之后，一名女子尖锐的叫声回响在北平六国饭店，这是发生在1933年5月7日的一场凶案。巡警赶到现场，见到一名壮年男子倒在地上，血流不止。叫喊者是他的妻子，开枪者则不知去向。男子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几小时后宣告不治。不久，平津各大报纸登出消息，指出被杀之人系前湖南督军张敬尧。

　　不少北洋军阀恶名昭彰，但时过境迁之后，大多都得到客观评价，承认其值得肯定的一面。而贯穿近代中国史，始终处在“最反动军阀”位置直至身死的，非张敬尧莫属。

　　治湘两年留下一生骂名

　　张敬尧1880年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少时当过粮店学徒，因偷盗被乡人驱逐出境，流落到山东为盗，后又因杀人逃到京津地区。1896年，16岁的他投入小站北洋新军，被袁世凯选入随营学堂受训，不久又入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后成为袁世凯的忠实爪牙与打手。袁世凯死后，张敬尧成为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中的大将。

　　张敬尧戎马一生，履经浮沉，出任过的官职数以十计，而令国人记忆最深的则是湖南督军。这是他在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担任过的职务，一生骂名，正源自这两年多在湖南的贪婪残暴、肆意妄为。

　　北洋政府时期，南北对抗是基本格局，湖南是南北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1916年袁世凯死后，南北势力对湖南的争夺并未停止。1917年，北洋皖系头领段祺瑞镇压了闹剧一般的“张勋复辟”，但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到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出任陆海军大元帅，掀起反对北洋政府的护法运动。

　　此时湖南属于皖系控制，但地方湘军纷纷加入护法军，督军傅良佐束手无策、弃职出走。段祺瑞为维持局面，调动北洋军大举援湘。经过南北双方几个月的争夺，张敬尧率其第7师于1918年3月26日占领长沙。次日，北洋政府宣布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开始其两年治湘生涯。

　　张敬尧清楚，湖南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己督军的位置并不牢靠，于是将搜敛钱财作为第一目标。传统的敛财手段，被张敬尧用到极致。一副流传的对联，可以概括他的所作所为：“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

　　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是湖南人，他估算张敬尧一年通过征收捐税和拍卖官产，可以得到800万银元的收入，加上北洋政府支付的军饷，总额达到1000万元。尽管如此，张敬尧仍不满足，还施展起金融手段，开办裕湘银行。在仅有100万银元资本的情况下，他发行银元券300万元、铜元票500万串，用以支付军饷。如此滥发的纸钞，在3个月后就迅速跌价，停止兑换。

　　张敬尧的部队拿着如此不值钱的纸币，自然维持不住基本的军纪，从民众身上搜刮油水、掠夺钱财成为家常便饭。省会本应是一省首善，但当时的长沙被称为“九幽十八狱”。张敬尧的兵在饭馆吃饭、商店购物、戏院听戏不给钱，商家已经麻木，没打伤人，便要叫一声阿弥陀佛。稍有身家的士绅大户，或被各级军官以暂借军费、报销款项的名义勒索钱财，或被士兵持刀要挟、劫掠，只得纷纷避离。

　　张敬尧有三个弟弟，张敬舜在北京担任国会议员、张敬禹充任骑兵团长、张敬汤担任督署参谋长。

　　他们从政和治军的花销，都是湖南人的血汗。四人的名字，被编成一句顺口溜流传于世：“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民怨沸腾遭驱逐

　　不少北洋军阀虽蛮横愚昧，但尚有一丝尊师重道的传统残存，张敬尧则连这一点脸面都不顾。他入主长沙后，不仅扣发教育经费，还以跌价纸币支付教师工资，“市价比较当时法价少者仅二成有奇”，等于薪水缩水八成。教师饿着肚子难以专心教学，学生也无法安心上课。张敬尧的军队长期占据校舍，著名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成为兵营，只给学生留下3间教室，师生出入经常受到军人“检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的实习工厂，则被张部占据用以煎熬鸦片，堂堂学府成了毒窟。

　　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波及全国，知识界率先喊出“驱逐张敬尧”的呼声。《救国周刊》《新湖南》《湘江评论》等报刊，纷纷登载文章指斥批评张敬尧所作所为。

　　12月，长沙各校学生一万余人提出“张敬尧一天不离湘，学生一天不复学”的口号，宣布“散学”。湖南知识界人士身体力行，或是向报刊投书，或是亲自前往演讲，在京、沪、穗、汉等各大城市揭露张敬尧的罪行。12月28日，湖南在京人士与驱张代表团在北京湖南会馆举行湖南旅京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更是震动政坛。年轻的毛泽东，正是进京代表团的一名骨干。

　　但真正赶走张敬尧，还要靠枪杆子。1920年5月，驻衡阳的中央第3师吴佩孚部撤防北上，湘军随即向张敬尧部大举发动进攻。张敬尧所部在湖南荒唐了两年，早已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虽然张敬尧本人故作镇定，6月11日还命令声称“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但当夜就在长沙放了一把大火，旋即率部北逃。

　　1920年6月13日，北洋政府宣布褫夺张敬尧督军职务，予以撤职留任，但这一命令对张敬尧的影响微乎其微。湘军忙于接收长沙，没有迅速追击。6月22日，张敬尧动身离开岳阳，留下一片狼藉。湖南民众对此咬牙切齿，为张敬尧部队殿后的旅长刘振玉、团长王纪三等多名高级军官被俘，成了他的替罪羊，在长沙被当众枪决。

　　终于身败名裂

　　张敬尧兵败被逐出湖南后，不久，其栖身的皖系在与直系的斗争中失利，张敬尧上失奥援，下失队伍，转眼从督军、师长，变成了孤家寡人。但张敬尧决不甘心就此远离名利场，于是，他先后投奔奉系与直系军阀，1926年又向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献了投名状，张宗昌慷慨给予这位北洋前辈“第2军总司令”头衔。1928年张宗昌兵败，北洋军阀的统治瓦解，张敬尧匿居大连日租界，后又搬到天津生活。

　　在天津，张敬尧除在租界营建别墅，还在小站、白沙头等地购置了8万多亩田产，仅佃户就有370户。本可靠其搜刮所得颐养天年的张敬尧，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与日本陆军天津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发生了联系。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后，张敬尧成为日本陆军在中国军队战线后方左右局势的筹码。他准备在北平勾结北洋余孽发动暴动，并试图刺杀在北平主持战事的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何应钦。

　　张敬尧与日本方面的串联，以及与旧部的沟通，很快被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所侦知。特务处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指挥北平、天津两站合作，一路追踪张敬尧到六国饭店，随后派出枪手白世维一举将其击毙，正是本文开头的一幕。据《凤凰周刊》 王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