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7年秋天，华北联大进驻到了我们村——冀中平原一个普通的村庄，乡亲们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让我高兴的是，我家居然入住了华北联大的朱强同志。他长得高高大大，英俊魁梧，黑里透红的脸膛，配着一双大眼睛，脸上时常带着微笑，说话慢条斯理，为人特别勤快，一有空儿就帮助清整院子，甚至还帮助我娘洗衣服。家里人渐渐和他熟悉起来，把他当成了一家人。后来，家里人都不再叫他的本名朱强，而是亲切地称他“黑大个”。那时，13岁的我正在与家相距一公里的贾家庄上高小，一天我放学回到家，刚一迈进家门，黑大个主动走到我跟前，夸赞说：“嗬，真不简单，这么小丁点儿，就成了高小生啦！”转过脸儿，他又对母亲说：“大娘，我可没有你孩子这份福气，从小家里穷，小学没毕业就参了军。说实在的，我还得好好向高小生学习呢！”从此，他见了我，总是笑着管我叫“高小生”。

　　有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到家，母亲喜出望外地告诉我一件喜事：“华北联大今儿晚上要在咱村第一次演出文艺节目，在村南已搭好了戏台，净是全国的名角儿上场。”听闻这个消息，我和几个小伙伴带上干粮，风风火火地奔向了村南，又各自选中戏台旁的枣树，像猴子一般攀援上去，两腿搭在枣树枝杈上，身子顺势靠在树干上，悠然自得地啃着干粮。不一会儿，黑大个来到我们面前，庄重中透着威严：“这枣树经不住你们这样祸害，老师不是常讲吗？要时刻爱护群众利益，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不损害群众的一草一木。你们快下来，跟我走！”

　　别的小伙伴都乖乖地下了树，我却装模作样地往树下滑了两下，到半截腰又停住了，想打个马虎眼，独自留下来，心里还暗自思忖：“他怎么也得给我点情面……”不料，黑大个那锐利的眼睛早瞄上我了，像下命令般地吼叫着：“站在树上，耍什么花招，快给我下来！”

　　我们几个从树上下来，驯服地跟在黑大个身后，向戏台走去。原来，他早已给我们摆好了马扎儿，让我们一个个坐在那儿，说：“你们不要乱说乱动，只管好好看节目……”

　　明亮的大汽灯下，一个又一个名角出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赢得乡亲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真没料到，黑大个居然立在了台中央，他的笛子独奏委婉动听，像一首抒情诗从我心上轻轻飘过。

　　节目演完了，黑大个和我一起向家走去。走着走着，他突然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打球，唱歌，当作家，搞生物，我都喜欢。”这时，我发现黑大个的眼睛突然变得很亮、很亮。他话语不多，却感人肺腑：“从小立大志，一直朝着目标走，成功就会向你走来……”

　　不知为什么，晚上回到家了，我仍毫无倦意，像着了迷似的跟随着黑大个，不肯离开一步。他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又知道我喜欢唱歌，给我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此后，他抽出零星的空儿，一句一句地教我唱歌。这些歌儿伴随我几十年，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过了不久，有一天，我寻着他的笛声，信步来到他的面前，但那笛声并不欢快，而是带有凄婉的味道。我不解地问他怎么了，他给我讲起了自己苦难的经历。他的老家在沂蒙山区，父亲靠卖艺为生，常常一天劳碌奔波回来，拿回一两个饼子分给他们娘仨吃，自己却饿得面黄肌瘦。有一年冬天，在一座破庙里，父亲冻饿而死。他给我讲了他的志气和抱负，他如何参加革命，如何投入党的怀抱，还给我讲了李大钊、方志敏和红军长征的故事。从那时起，党的形象在我心里成为人间最美好的象征。记得我曾经问他：“我能像你一样，当党员吗？”他眼珠一转，而后满怀深情地说：“你现在还小，不具备条件，将来长大了，只要听党的话，好好干革命，我想是可以的……”

　　时隔一年之后，我到县城上中学。我要离开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黑大个了，心里顿觉怅然若失。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好学习吧，你的前程远大着哩，咱们后会有期。”他替我背着行李，一气儿把我送到村外，望着他那满是汗水的脸，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过了个把月，我从学校回家。进了家门，院里的一切都那么清新整洁。来到屋里，母亲正坐在炕沿上，脸上布满忧郁的神情。我诧异地问：“娘，你这是咋了？”她用衣襟擦起了眼睛，话语中满是不舍：“你大哥他们，今儿一早走了……” “他还给你留下两本书，一张纸条……”

　　我急忙拿起纸条，喃喃地念起来：“高小生同志，我要走了，希望你今后努力学习文化，提高思想，祝福你前程似锦，期待着你的成功！还有，大娘给我的关怀，使我毕生难忘，望你代我尽心照顾好大娘……”

　　闪闪的泪光中，我端详着黑大个那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的歌本……我在想，他为我花费了多少心血，给予了我多少关怀哦！

　　70多年前我同黑大个亲切相处的情景，如今被凝固成了无穷的思念。他给予的关心与厚爱一直陪伴着我，使我健步走到今天，成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一名能够拿起笔为人民奉献精神食粮的作家，真是“情深似海，友谊无价”啊！亲爱的黑大个，我是怎样地怀念你呀…… 曹继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