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二任校长。由于学术水平出众，他被著名画家徐悲鸿称为“科学之光”。不过，在严济慈95年的人生旅程中，妻子张宗英才是他的“光”。两人相识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射中彼此的心房，正所谓“眼里全是他（她），一见误终身”。

　　爱情的种子悄然发芽

　　1921年，东南大学开学时，迎来一位容貌出众的女子，她叫张宗英，是这届学生中唯一的女生，她气质高雅，谈吐不俗，爱慕者众多，其中就有数理系的严济慈。

　　严济慈出身于浙江东阳一个贫苦农家，凭着出色的学业成绩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数学家何鲁的课，因课程艰难，最后只剩下严济慈一人。他还被邀请去暑期学校讲课，数学讲稿也被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校内外引起轰动。那时，严济慈才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就在这时，爱情悄悄来临，教育家张鹤龄钦佩严济慈的才华，他找到严济慈，请严济慈为其独生女补习数学。他的女儿，正是张宗英。

　　一年后，严济慈编写的《初中算术》《几何证题法》正式出版，他第一时间把两本书送给了张宗英，看着封面上“严济慈”三个字，张宗英既钦佩又骄傲。相处之间，严济慈的聪明才智、报国理想打动了张宗英，爱情的种子悄然发芽。

　　1923年8月8日，严济慈和张宗英举行了订婚仪式。那一天，秦淮河畔，爱如藤蔓。

　　鸿雁寄相思

　　爱情甜蜜，但报国理想亦在心中。当时国内局势动荡，在几位教授资助下，严济慈去法国留学。和着眼泪，严济慈告别了张宗英。

　　他离开后，她日日计算他的航程。十天后，她终于收到他的信，读到“我没有想你，却亦可说刻刻想到你”时，动人的情话犹如初涉爱河之人。张宗英建议严济慈，以后二人通信都用同样大小的纸张，方便将来装订成册，“他年聚首而观之，回顾别离情况，益感聚首乐趣，其兴味当无穷也”。

　　想到爱人的期盼，离愁顿时化作满腔豪情，严济慈告诉张宗英，此次留学，“一为国家，二为你我”，他以居里夫人为楷模，“生不愿做万户侯，但愿一握天下学者手”。

　　半年后，严济慈如愿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与居里夫人的女儿成为同学。而张宗英，却因久病不愈不得不休学。

　　得知张宗英生病时，严济慈心急如焚，信中写道：“尔我相爱一出至真，吾无一物，可以动人，而吾之爱卿在吾自问，亦无所为，不过聊之于我，尘世间最可爱者耳。”爱意切切的情话，足以抚慰病中的张宗英，更让彼此的心远隔山海却没有一点距离。

　　严济慈为了安慰久病不愈的张宗英，甚至特意设计了一道“爱的公式”：设真卿（张宗英的字）的健康=7，慕光（严济慈的字）的健康=9，真慕的健康=7×9=63；倘有方法将慕、真健康平均各得8，则真慕的健康=8×8=64。

　　这道爱意款款的公式，让张宗英真切感受到“真（卿）慕（光）”彼此融为一体的深情。

　　彼时，塞纳河畔，紫罗兰花开得正好，严济慈欣然采撷，做成标本寄给张宗英，“聊表相念之殷”。

　　1925年7月，进入巴黎大学仅年，严济慈便拿下微积分、理论力学、普通物理三门主课文凭，获得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前所未有。消息传遍巴黎，严济慈的名字登上法国报纸，不仅在旅法华侨中引起轰动，还受到了居里夫人的关注。这一成绩，也是严济慈为张宗英献上的订婚两周年礼物。彼岸这端，张宗英流下喜悦的泪水。正像严济慈说的，她是他的“指南针、掌舵者”，当之无愧。

　　1927年6月，在巴黎大学大礼堂里，27岁的严济慈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论文印好后，他立刻给张宗英寄去一本，扉页上，是他的法文题词：“献给我最亲爱的未婚妻。”

　　毕业后，严济慈谢绝高薪邀请，决定回国任教。因为，国内有等待他的爱人。在饯行宴会上，面对大家的祝福，严济慈郑重表示：“我一生最爱而又最感激的，是我的未婚妻，我现在的成功和将来的学术事业，都当归功于她。”

　　1927年9月，严济慈带着丰硕成果踏上归途。在上海码头，一眼看到那个魂牵梦萦的身影，严济慈不禁热泪盈眶。

　　共同的志向

　　回国后，严济慈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著书立说。张宗英也从东南大学毕业，在师长们的祝福声中，他们结为伴侣。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

　　为了让自己更加充实，“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严济慈再次赴法。这一次，他带上了张宗英。张宗英文字功底深厚，非常适合编写课本读物。在法国，严济慈继续从事物理研究，张宗英则进入巴黎大学攻读文学。随着论文不断发表，严济慈进入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与此同时，他们的小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张宗英的学业被迫中断。

　　1930年10月，他们携幼子回国，定居北平。严济慈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他培养了一批年轻物理学家，一篇篇论文被刊登在法、英、美等国的权威刊物上，那是他科学生涯的黄金时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严济慈辗转到达了昆明，把从北平迁来的物理研究所安顿在一处破庙里，完全转向战时工作。他和物理学家钱临照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台高倍率的显微镜镜头，其光学质量与外国名厂的产品不相上下。在这里制造出的500架1500倍显微镜被送至战地医疗阵地以及科研机构，1000多具水晶振荡器被安装在无线电台、警报器上，与300多套军用测距镜和望远镜一起运往战场。

　　这也是第一批国产的光学仪器。

　　家，顾不上了，战乱中，几个孩子全靠张宗英一人照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济慈走上领导岗位。在他身后，张宗英依然默默操持家庭。结婚25周年时，严济慈在信中写下歉意：“回想起这25年来，对不起您的地方太多了。总起来说，是牺牲了您，成就了我。我不知道该如何来补效一些。”张宗英却无怨无悔，科学报国是他们共同的志向。

　　半个世纪的牵手，令人欣羡。1984年，离别不期而至，严济慈永远地失去了张宗英。她走了，可是，她又无处不在。严济慈把她的一半骨灰带回了家，“旁人一点看不出他的悲伤”。丧事过后几天，他便照常上班。但后来两次搬家，张宗英的纪念室和遗物都是严济慈亲自安排。二人的信件、严济慈每到一处给张宗英寄的明信片，都被保存至今。餐桌上张宗英的座位也一直空着，即便逢年过节来吃饭的人多了也仍如此。

　　严济慈每天早晨起来，先在张宗英遗像前三鞠躬，然后在旁坐三五分钟，才开始一天的活动。这一习惯，一直维持到他95岁去世。

　　最后，二人合葬，墓地上长着一棵“双生树”，从根部伸出的两枝干比碗口还粗，树下墓碑上刻有4个大字——科学之光。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