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曾说：“假如我得的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你看我还会不会低调，说不定我会非常张扬，因为这是我的发现，已经被实验证明，这个定理就存在，存在宇宙里面，谁如不服你也来一个……”莫言的这段话，不由让笔者想起了与上海有过两次相遇的爱因斯坦。科学家一旦有所“发现”，想要低调也难，更何况是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

　　不少人以一睹其尊容为荣

　　1919年11月7日，爱因斯坦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成为世界名人。当时他还不知道，就在前一天下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随即《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宇宙的结构》的社论。社论中写道：“关于宇宙结构的科学观念必须改变……最杰出的专家们确信，世世代代以来认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已被有力的证据推翻，需要一种新的宇宙哲学……”这篇社论涉及的主角，正是当时年届不惑的爱因斯坦。

　　关于“宇宙结构”观念“必须改变”，以及有“证据推翻”等这些表述，吸引了众多记者前来对爱因斯坦进行采访，让他应接不暇。除此之外，世界各地向他发出的讲学或访问的邀请也接踵而至。当时爱因斯坦身在德国，他最先接受的是来自邻国荷兰的邀请。之后，英、法、美、日等国也相继向他发出邀请。而应邀前往日本，则开启了爱因斯坦的首次远东之行。他与上海的相遇，就在这段旅程中。

　　爱因斯坦此行是应日本改造社出版机构之邀，前往日本进行讲学访问。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是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也是海陆交通枢纽。爱因斯坦乘船来回途中，两次均在上海作短暂停留。

　　1922年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和妻子埃尔莎乘坐日本邮轮“北野丸”号赴日途中，先期抵达上海汇山码头。船靠岸时，爱因斯坦通过领事交给他的电报得知，他获得了这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另有一说为《时事新报》报道：“于13日过沪，爱氏于二日前接无线电，以研究科学得诺贝尔奖金，甚为欢悦”)。

　　爱因斯坦到达上海那天，前往码头欢迎他的人群中，有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悌尔、日本改造社职员、国际联盟日本协会总干事稻垣守克以及众多记者。邮轮停稳后，爱因斯坦未及下船，一些记者即迫不及待地上船对他进行了采访。上海一家报纸曾这样描述道：爱因斯坦“面貌温和，一君子人，其神气颇类村庄传道教师。衣黑色，极朴实，领结黑白色，髭黑，发灰而短，二目棕色，闪烁有神。谈话时，用英文颇柔顺，无德语之硬音”。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不乏爱因斯坦的拥趸，不少年轻人以一睹其尊容为荣。

　　品尝美食与参观老城区

　　爱因斯坦夫妇下船后，小汽车载着他们，沿着繁华的南京路，驶向坐落在跑马厅对面福州路口的“一品香”西餐馆。

　　爱因斯坦初到上海，映入他眼帘的上海市容及许多事物都让他感到新鲜好奇。也许想让爱因斯坦夫妇品尝异国风味，邀请方没有安排他们吃西餐而是品尝中餐。爱因斯坦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桌上放了许多小碗，大家用筷子不停地从共用的小碗里夹菜。”看着满桌的特式菜肴，他感叹道：“具有古老文明的地方，其烹调也必然发达，中国就是这样。”另外他对使用筷子也很好奇，并鼓励埃尔莎一起学着用。

　　爱因斯坦此次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天半。接待方本来想安排爱因斯坦夫妇参观商务印书馆、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和其他地方，“因（爱因斯坦）博士仅欲知华人一般的生活，及中国建筑物之式样，乃决定就上海市区游览”。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要让爱因斯坦尽可能多地了解上海，那前往坐落在华界的老百姓生活集中的老城区，当然是不二之选。于是午餐结束后，爱因斯坦一行即驱车来到新北门障川路（今丽水路），从这里下车，缓步走入市声喧嚣的老城区。

　　爱因斯坦在这里的触目所见，果然令他大生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街道狭窄，挤满行人和脏兮兮的黄包车。他们中不少人衣不蔽体，面黄肌瘦。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温顺、漠然”，看到外国人，目光中“表现出好奇”。

　　那天，爱因斯坦夫妇还去了坐落在老城区福佑路上的游艺场“小世界”。据《中华新报》记载，那天他们本来“欲观昆曲”，但因昆曲尚未开演，他们便看了片刻新剧（即话剧)。当时剧场里的中国观众看到这群老外，同样感到很好奇，亦“滑稽地与我们这些欧洲人对视……”这情景也让爱因斯坦不禁莞尔，自述“我们也成了一台戏”。

　　播下科学的种子

　　此次在上海短暂停留，爱因斯坦夫妇还曾做客毗邻老城区的“梓园”，并在这里用晚宴。“梓园”的主人是沪上著名书画家王一亭。当天晚宴请来作陪的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他先代表中国青年向爱因斯坦夫妇致意，接着说“（爱因斯坦)博士实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并希望他对中国青年有所“赐诲”。

　　在“梓园”，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丰盛的菜肴，还有他所欣赏到的不少名画。且看他的文字记载：“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所见。”这番话无疑也表达了爱因斯坦对中国青年的期望。

　　第二天，爱因斯坦夫妇又游览了龙华寺及附近村庄。当天下午三时仍乘“北野丸”号离沪赴日。

　　结束日本之行后，爱因斯坦夫妇于返程途经上海停留时，已是1922年的最后一天深夜，次日就是新年元旦。本来他还想去北京、金陵（南京）等几所大学演讲的，终因各种原因没能成行，留下遗憾。但元旦晚上，他还是在工部局大礼堂作了一场关于相对论的演讲。翌日下午，他乘轮离开上海，返回欧洲。

　　爱因斯坦与上海的两次相遇，尽管时间都很短暂，影响却很深远。他播下了科学的种子，着实激励了一批中国青年学子不负他所望，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走向世界。其时才20岁上下、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的周培源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周培源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访学，并参加了爱因斯坦主持的关于相对论的理论研讨班。1937年，周培源回国前特意去爱因斯坦家里告别，并在书房中给爱因斯坦拍下了一张照片。

　　爱因斯坦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当日军入侵中国时，他的眼前是否浮现出当年在上海老城区所见到的那些穷苦善良的老百姓的身影，这不得而知。人们知道的是，1938年，他在美国参与发起“捐助中国委员会”，在两千多个城镇开展募捐活动，善款最后被转交给了中国政府。据《解放日报》 陆其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