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欲以诱降手段结束侵略战事，与汪精卫签署“汪日密约”。高宗武和陶希圣曾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参与筹组汪伪政权及与日本的“和平”谈判。在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在《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及其附件。《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一书是陶希圣对一生重要经历的回忆，其中即有他和家人潜逃香港，后几经辗转重返重庆的逃亡经历。

　　逃离上海

　　1939年12月29日，在沦陷后的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日汪之间，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完毕，定于31日签字。我是（笔者陶希圣)参加谈判之一人，一眼见那日本军阀分割中国的野心企图，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字。这件事是断不可为的。当晚，我回到法租界环龙路私宅，即称病不出，与妻子冰如计议如何脱险走港。

　　1940年元日，为避免汪精卫、周佛海诸人怀疑，我抱病到汪家拜年。拜年之后，汪精卫妻子陈璧君主张我现场补签密约。汪精卫说道：“他面色不好，改日再补签。”这是一个生死开头。倘使我被邀补签而不肯下笔，那就是我的生命断送的时候。

　　这天自汪家回法租界私宅，仍然卧病在床。高宗武来拜年并问病。我对他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宗武说：“走了吧！”于是我们决定乘4日开船往港的胡佛总统号。

　　4日上午，我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之后进入大厦，从后门叫车到黄浦码头，直上轮船。船航行到公海后，我才从船中打电报给冰如报平安。至5日清晨，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汪家。

　　汪精卫诸人得知我离沪往港，大为惊骇。我的住宅门口，一时之间，有亲友来问讯，亦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厨子被调走了，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躲到法国公园里，她自己整天不吃亦不喝，在那里枯坐流泪。大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

　　这种情势何能持久？冰如决计到汪家去看陈璧君。6日一早，冰如见到了陈璧君，她说：“希圣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跟随汪先生15年，为什么要走，事前也没有商量。香港为是非之地。他这一去，难免不说话。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那就迟了。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

　　留下孩子

　　陈璧君不肯答应冰如的要求，推辞说：“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冰如再三说：“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说到这里，陈璧君才有允意，她去请汪到客厅来。汪精卫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有人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原来这是我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他们保障我的家属的安全。如果他们陷害我家属，我只有走极端。至此，汪、陈才答应派冰如到香港去。“只要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

　　冰如得到允许之后，立即买船票，乘法国邮船离沪往港。她带了四儿晋生及五儿范生上船，留下女儿琴薰，大儿泰来，三儿恒生在上海。当冰如从十六铺码头上船时，三个大孩子在码头上，眼见他们的母亲带着弟弟上船，船上与船下都痛哭失声。这一去是生离还是死别，是无从预知的。

　　冰如到港后，我们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她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陈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到青岛去了。

　　后来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三个大孩子也逃出虎口，于1月20日到了香港，我们才在21日把日汪密约发表出来。

　　生离死别

　　1941年年底，日军进入香港，随后下令疏散难民。友人帮我搞到了一张惠阳的难民证，我只能独自先行返回内地。

　　离开的那天，我在晨5点左右，从楼上一步一步下楼梯走到门口。冰如跟随着一步一步送到门口。我和冰如这一生离，也许是死别。我们约好，倘如她带着孩子们能够进入内地，同时我亦能脱险，我们将在桂林相见。我二人各自两眼含泪。我就是那样，踏上大道，跟随着难民们出发了。

　　当时所有的车辆都被日军集中了。一些难民最多只能将溜冰鞋两双当做车轮，上面加一木板，作为搬运行李之用。我们一行连这种临时车子也都没有。我们步行到大浦上了渔船。黄昏时，船开了。

　　日军的政治部获得情报，陶希圣一行36人走了。我们出发的第二天，有一群36人从九龙走到深圳。那是戏剧家俞大纲一行。他们在深圳被日本宪兵截留。其中有一位会说日语，便与宪兵交涉。宪兵将他悬在梁上，五个人换班拿着皮鞭打，要他供出陶希圣。这位先生将两手一抱前胸，挨了几小时的打，没有招供。那宪兵队便把他们一行释放了。

　　我们一行向惠阳进行时，突然得到消息，惠阳也被日军占领。我们在路上逗留和迂回了好几天，才又上船，循东江到龙口。我从龙口乘省政府的小汽车到韶关，已经是阴历的除夕。郑彦棻是省政府秘书长，他接我到主席公馆吃年夜饭。

　　家人团聚

　　我到韶关后立即打电报给桂林《扫荡报》。报纸发表我到韶关的消息，就是冰如和孩子们第二次脱险，走到桂林的那一天。

　　他们是从九龙搭白银丸到广州湾，再从广州湾由杜月笙派来的范先生领路，到桂林。

　　白银丸是海南人包下来的船，得到日军的许可，由九龙运送难民到广州湾。冰如携泰来、福来、恒生、晋生、范生与龙生排队上船。他们在码头上，遭逢日本宪兵鞭打，受到太阳的晒，上船之后，两天两夜，没有吃喝，也不能移动，不敢说话。

　　船到了广州湾，法国捕房不许旅客上岸，迫令他们原船回港，随船的日本宪兵不许回港。难民们一片哭声和抗议，同时推代表与宪兵交涉。到了黄昏时侯法国巡捕收班，那全体旅客才下划子上岸。

　　冰如带着孩子住在一家旅店，并打电报到重庆给杜月笙。第二天范先生接到杜月笙电报，寻到旅舍，送来川资，并筹划由广州湾到桂林的方法。

　　他们一行离开广州湾，中途遇见盗匪。范先生带了当地的几位保安队员，与他们作了交代，总算是未曾被劫。

　　我从韶关经衡阳，乘火车到桂林，一家人总算是重新团聚了。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从桂林随同一位将军乘飞机到了重庆。

　　我的家属在桂林住了七个月后，他们从桂林搭长途汽车，到金城江，那里客栈不知道有多少旅客等候车子。他们找到白先生，也是杜月笙的指示，才得到车位到重庆来。我们在南岸一家印刷厂借住，那是我家第三次团聚。

　　据《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 陶希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