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士中，梁漱溟的过年方式可谓特别，据说，他过年期间绝不看戏，甚至不许他的家人去看。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体会过农民苦楚的鸿儒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选择的除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

　　1936年除夕，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梁漱溟正在赴广州作讲演的途中。路经上海，他造访了军事教育家蒋百里，“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话题主要围绕着当下的紧迫时局。

　　梁漱溟的务实，于此后数年的春节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初，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只身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就当前局势进行了两次长谈。回归途中，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除夕之夜，他一个人住进河南的旅馆，过了一个寡淡的春节。

　　1939年2月初，梁漱溟在征得国共双方同意后，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到豫、鲁、晋、皖、冀以及苏北等省市部分敌后游击区巡视，2月18日的农历除夕，他在日记中简短记道：“车过三原，晤赵戴文（山西省政府主席）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以后八个多月中，他走了50多个县市，食宿过的村、镇将近200个，于10月返回成都。其结论是：“总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随后，他奔走于重庆、成都之间，联系一些知名人士，先后发起并参与创建“中国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0年初，梁漱溟觉得这两年与孩子相伴太少，遂于当年春节携二子来重庆北碚“休假”。名为休息，实则对北碚的各项事业作了一次全面考察。次年，梁漱溟将其在璧山县创办的勉仁中学迁来北碚金刚碑罗家湾。

　　忧国之心，人皆有之。除了名士梁漱溟，普通百姓亦复如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趣事是，1941年除夕夜，奉行所谓“曲线救国”的汪精卫在南京颐和路汪公馆前张贴了一副春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标榜自己为“三民主义”信徒。当晚，就有人在对联上略作修改：“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意思顿时截然相反。据说，从此之后，汪精卫再也没有写春联的“雅兴”了。

　　据《中国周刊》 周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