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我被选送到辽宁铁岭地区师范学校学习。一贯节俭的父亲给我买了件4个兜的制服棉袄，穿在身上又合身又暖和。

　　临走的前两天晚上，女友杜桂凤来到我家，笑着递给我一包东西，说：“你看看，喜欢不？”我打开一看，是一条白衬领。不用问，是她一针针钩出来的。7月份，我在县里参加中学教师学习班时，她就给我钩了一个白色的牙具袋。那时，线和布要凭“线票”“布票”购买。钱不宽裕，“票”也极少，她一定是“磨”她母亲要来的。那年，她17岁，已经是生产队的“壮劳力”了，冬天不“猫冬”，而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家里挑水等活计也大都由她承担。我很过意不去，那个牙具袋和这个衬领，都是她晚上在灯下一针一针钩出来的，得熬多少个夜晚啊！白天还要出工。我对她说：“以后不要再钩了。”她只是笑笑，说：“正好大伯给你买了棉袄，缝上吧。”我点头：“好，我会缝。”她说：“我在这儿，我缝吧！”看着她细细密密、又快又好地缝上衬领，我更加感动，指着衬领悄悄说：“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它……”她接过我的话：“别辜负了乡亲们的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师范毕业后，我又把衬领缝到了别的衣服上。结婚后，她要给我再钩几条衬领，我说：“有这一条就够了！”因为衬领钩得密实，拆洗过数次，还一直如新。50多年过去了，那件衬领依旧还在。杨福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