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12岁，在成都“铁三小”上初一。那个年代，学生的课余生活哪像现在的孩子这么丰富——有手机、电视和各种书籍，而我们能有一本课外书看看，就是十分奢侈的事儿了。

　　当年，家父在部队宣传部门任职，单位里有一些“仅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其中就有《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这类书籍都是蓝色封皮，扉页上都注明“仅供内部使用”“批判用书”等字眼，在书店和图书馆里是绝对看不到的。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但平时又很难如愿以偿。家父有时为了方便“批判”，就将这类书籍带回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见到这些古典名著，如久旱逢甘雨般地喜欢，但又不敢拿到学校，怕被同学“举报”，所以只能在放学回家后，趁家长不在，偷偷地躲起来看。

　　书读的多了，也就记在心里了。节假日不上学，同学们在部队大院里玩耍。当年，我是个生性木讷、腼腆的少年，但想起书中的故事情节，偶尔也会忍不住在小朋友中显摆一下。没想到，同学们居然听上了瘾，每次见面，都会缠着我，迫不及待地要我讲《西游记》。我也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当起了“说书先生”。什么孙大圣称号的由来、大闹花果山、铁扇公主和牛魔王、猪八戒怎么吃人参果等等，我张口就来，当然免不了添枝加叶。小朋友们围坐在我身边，听得津津有味。回想起来，那种成就感真是美极了！

　　记得那个时候，家父还会带回家一些苏联当代作家的翻译作品，印象较深的有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等，书中如诗如画的异国风光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令我至今难忘。还有其他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书中的主角，如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于连等都令我这个少年着迷。我是逮着哪本读哪本，也不记得读了多少本。

　　当然，这类外国作品在当时属于“内部”阅读之列，新华书店是买不到的，限于当年同学们的欣赏水平，这些外国名著不在我的“说书”范畴内。

　　现在想起来，成年后我下乡当知青，考师范，写小说，当老师，做记者，文字和口才功夫，甚至大庭广众下不再怯场的好习惯，多多少少都来自于当年的“说书”经历。

　　高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