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结。这样一种延续已久且又直接关联无数人切身利益的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风波或骚乱，而是能够较平稳地实施，其主要原因，在于废除科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先办学堂，后废科举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于次日凌晨携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1月29日，惊魂未定、刚在西安驻足的西太后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变法”诏令，宣布在国家制度层面实施改革，维持清朝的统治，史称清末“新政”。其中，就有举国瞩目的废科举。

　　“新政”诏令颁布后，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废科举、办学堂以培养所需人才势在必行，如后来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所言，“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

　　“新政”的推行，需要相应的大批新式人才，在宣布废科举前，设立新的学制已被提上议事日程。1901年9月，清廷宣布在各省、府、州、县设立各级新式学堂，除四书五经外，亦讲授“西学”即近代西方科技和人文知识。同年12月又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传统的教育制度因此发生重大变革。

　　1901年9月27日，“新政”伊始，清廷就宣布鼓励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规定学成回国，经考试合格，也可得功名。以后，清朝政府又颁发了《游学章程十款》和《游学西洋简明章程》等。当时有人学成回国并通过了相应的考试，确实得到了功名身份。1905年7月14日，金邦平、唐宝锷、曹汝霖、陆宗舆等归国留日学生，就因此被分别授予进士或举人身份。

　　受此鼓舞，越来越多的人出洋留学，也因此后来对归国留学生经考试授予功名的资格，如在国外留学的具体学校和最后学历等，作出了一些明确规定。

　　争议不断，寻找契机

　　1901年主持“新政”的督办政务处设立后，军机处原有四位大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機同时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

　　上述四人中，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三人都反对废科举，只有瞿鸿機一人赞成，孤掌难鸣。1903年4月11日，荣禄去世，庆亲王奕劻接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荣庆出任军机大臣学习行走。督办政务处方面，除四军机外，昆冈于同年8月31日乞休，荣庆、孙家鼐、张百熙则先后受命进入，“新政”要员中，赞成科举改革的力量明显增强，并成为实现停废科举的契机。

　　荣禄去世后，王文韶成为反对科举改革的领头羊。为换得他的让步，主张废科举的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作了妥协，提议先递减科举中额，再停废科举。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奏准递减科举中额，从而为最终停废科举打开了缺口。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也看出了其中的奥妙，1904年2月21日，时任天津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的英国人丁家立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大意是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位总督，目前已着手实施他们彻底废除旧式科举制度的计划，学位此后由书院颁发。

　　但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反对者仍大有人在。不久，京城竟有人提议修复专门用于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正当科举改革进程有可能遭逆转之时，“新政”中枢机构的人事变动使事态的发展“峰回路转”。1905年6月30日，清廷以体恤王文韶年迈体弱为由，免去其军机大臣一职，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铁良则先后进入军机处并充任政务处大臣。王文韶的出局，在“新政”中枢机构中扫除了反对科举改革的障碍。

　　1905年8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已成定局，中国国内要求废除科举、效仿日本教育制度的呼声大为高涨。抓住这个良机，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端方、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等地方督抚，顺势于1905年9月2日联名奏请中止减额、直接停废科举。慈禧太后被说服，宣布自1906年开始停止科举考试，延续已久的科举取士制度终于被废除。

　　卖文经商，投笔从戎

　　科举废除后，读书人有哪些出路呢？

　　书生的一技之长就是识文断字，能写会算，科举即废，要求生路，首选自然是卖文。

　　科举废除之后，小说家的成功故事，小说丰厚的稿酬，吸引了无数旧式文人投入到职业写手的队伍中去。如青浦人陆士谔，科举废除、功名路断后来到上海，一面行医，一面写小说。1906年出版《精卫填海记》，1908年又出一部《鬼国史》，直到其1944年病逝，一生中创作了百余部作品。

　　清末科举废除后的几年，是中国通俗小说突飞猛进的几年，仅1909年出版的小说即有104部，是1900年的34倍。

　　古代儒生多自命清高，视经商为末业。但到了晚清，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使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看到振兴工商也是强国之道。不少富裕的读书人开始“下海”。

　　如南通状元张謇，创办大兴纱厂，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科举废除后，许多家财丰厚的举人、监生专心从事工商业，投入滚滚商海。

　　上海举人张逸云，科举废后，将家族从事的酱园业做大做强，成为拥有酱园9处、门市部近百家的沪上酱园巨子。

　　废止科举之时，清政府正进行一次巨大的军事改革，淘汰绿营八旗，编练新军。1905年，清政府计划在全国编制36镇新式陆军，需要军官3万多人。中国的知识青年不少具有家国情怀，梦想匡扶社稷、救济天下。

　　对于无钱留学的寒门学子而言，投身行伍，成为军官，是他们报效国家的好机会。科举废除后，兴起了一阵秀才从军热。一名湖北新军士兵后来回忆，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90名黄陂同乡中，有24名秀才，12名廪生。

　　同样在1905年，四川仪陇县有一位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以第二十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府试，但就在此时，朝廷下诏取消科举。于是他便转入了南充中学堂就学，并于次年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三年后，他南下云南，进入著名的云南讲武堂。他就是后来的共和国元帅朱德。

　　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说：“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1300多年的科举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的觉醒年代拉开了序幕。

　　据《老年文汇报》 戴鞍钢 布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