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中央研究院被迫西迁。年近古稀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体弱多病，一直在养病，考虑到香港不仅地域安全，而且休养和医疗都有保障，便在11月27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流寓香港本是权宜之计，没承想战局不断恶化，蔡元培在香港一住就是两年多，这里竟成为他生命之旅的最后驿站。

　　到港后身体一直虚弱

　　11月29日晚7时蔡元培到达香港，暂住陆海通旅社；次日，迁至皇后大道中胜斯酒店，下午4时，老友王云五得讯后前来相晤；12月9日，夫人周养浩和子女来到香港，一家人又迁至坚尼地台十二号楼下，这里原是在上海任日本研究社社长、《申报》主笔陈斌和的住宅。

　　在香港找一处合适的居所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所以蔡元培一直在搬迁中。王云五等一直在为蔡元培寻找合适的寓所而奔走，终在九龙觅得一合适的租屋。这里适宜蔡元培一家居住，有客厅、厨房、餐厅、浴室和卧室两间，月租120元。

　　因初到香港，人地生疏且环境复杂，蔡元培改姓名为周子余，从《诗经》“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中取意“子余”。病后尚未复元，身体虚弱，他只得遵从医嘱，深居简出，谢绝应酬。

　　蔡元培到港后身体一直虚弱,这在他的日记和函电中多有记述，如“我忽患晕眩，邀医生来诊，验得血压太低，是脑贫血症。脑所以贫血，是因胃不消化，滞血……”“弟留港已半年余，病后体弱，不适于奔走……”

　　说是隐居养病，可蔡元培怎么也放不下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来自中研院的信函、电报从未中断。中研院的创立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1927年4月，蔡元培筹备中央研究院；次年6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是首任院长。中研院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成立了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地质、心理学、动植物等十所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

　　在病榻上阅读《西行漫记》

　　这天晚上，蔡元培和夫人及孩子们外出散步，见明月高悬，海静风平，港市繁闹，遥想战乱中的内地，心境尤为凄然。回家后，他思绪纷乱，为之作诗：“几多碧血膏原野，惟有晓音诉雨风。等是有家归不得，东西那复计飞鸿。”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会议通过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蔡元培和宋庆龄、陶行知、吴玉章等19人被推选为分会代表，出席于2月12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蔡元培由于生病而未能出席。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之中，因养病且在香港的他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唤海外侨胞对抗战的支持，呼唤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应邀出席，这是他来港后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公开活动。他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他说：

　　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在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有了这种精神，始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始在全民抗战中担得起一份任务。

　　蔡元培在病榻上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海伦·福斯特的《续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中记下每一章的内容：“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

　　又读《续西行漫记》，日记中的记述也颇详细：“书于红军人物，叙述最详；诸要人均有自传分叙于各章，而最后附录记八十六人略历，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开除党籍者三类，已有自传者亦列其中，但较略耳……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的甚为恳切。”这是他最早阅读到的关于中共领导的陕北边区的书，由此可见他对全民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

　　拒绝应酬，不轻易见客

　　蔡元培到香港的两年多时间里，与在内地相比，他很少与人交往，工作上除了中研院的事情需要来往函电交驰外没有别的事，空下的时间自然多了。他对这段生活比较满意，在给时在昆明的儿子的信中说：

　　我自来香港以后，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有许多熟人同在此地而不与通闻问，并不见怪。我于是有暇读书，有暇著书，为十年来所未有。

　　为了避免“忙烦”，病中的蔡元培尽量减少俗事烦扰，尽量减少会见客人。在香港的岁月里，蔡元培也就仅仅会见了刘海粟等人。

　　1939年12月3日，刘海粟前往印尼、新加坡举办抗日义赈画展，顺途香港，食宿安顿后，独自一人悄然来到九龙拜访蔡元培。

　　刘海粟与蔡元培已有二十多年的交往，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能在香港与故人相逢，蔡元培特别高兴。他在会客厅笑容可掬地迎向刘海粟，柔声细语道：“什么时候来的，也不打个电话。”向来寡言默语的他，话也多了，聊着聊着，还不时地离开座位，在屋里踱步。刘海粟发现了蔡元培明显的衰容，额顶已是稀疏的白发，眼角的皱纹明显增多，老人斑分布在鼻窦两侧，嗓音低沉沙哑，步态已是龙钟蹒跚。

　　刘海粟问：“先生不打算去重庆吗？”蔡元培答：“杨杏佛不是死在那些人手中吗？我不会去的。”他指的是六年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一事，说这话时他的语气强硬起来。

　　晚上，刘海粟受到热情款待，他不饮酒，看着蔡元培自斟自饮，便说：“先生胃病没有好，还是饭前三杯酒的习惯吗？”意在劝说先生戒酒，并说：“希望先生健康，中国很需要您这样的老前辈。”蔡元培感谢道：“你的好心，我谢谢。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我老了……”酒后他明显话多了起来，由日常琐事谈到国家大事，而感叹最多的是抗日救国。

　　刘海粟拿出所作《滚马图》，请蔡元培题字，老人家仔细地欣赏着，连连称赞，并研墨挥毫，郑重地题写了“清新俊逸”四个大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他借杜甫的诗希望刘海粟在艺术上像南北朝诗人庾信和鲍照那样，清新俊逸，卓异不凡。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在寓所失足倒地，口吐鲜血。虽经名医诊治，终因年高体弱，救治无效，于3月5日溘然长逝。

　　据《名人传记》 张家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