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其一生雄才大略却也难免身死国灭。熟稔三国历史的毛泽东，曾从很多方面特别是领导方法、工作层面对刘备进行过诸多评点，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高度肯定刘备知人善任

　　三国时期，曾为织席贩履之徒的刘备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其建立的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究其原因，与刘备在干部队伍建设上的知人善任密不可分。毛泽东曾高度肯定过这一点。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乘机飞往上海，在经过镇江上空时，即兴手书了南宋诗人辛弃疾的诗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毛泽东在向秘书林克解释“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句时，谈到了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一事。他表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他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在毛泽东看来，刘备“会用人能团结人”突出表现在他很好地处理了“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为干部队伍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人随刘备来到益州，是“外来干部”，原益州刘璋部下则成了“地方干部”。毛泽东认为，刘备很好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据统计，《三国志·蜀志》列传者56人，其中益州人18位。可见，在蜀汉集团上层领导核心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原属刘璋旧部。这些人与刘备带去的“外来干部”一道，为蜀汉政权贡献了力量。

　　那么，刘备究竟是如何团结“地方干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呢？回顾历史，刘备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善待刘璋旧部。他对待“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一视同仁，不仅封赏当初跟随他的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人，对于入川后所降文武也提拔使用，甚至对于曾经劝诫刘璋引刘备入川是“引狼入室”的黄权、刘巴等“反对派”也恭敬尊重，加以重用，从而赢得了人心。

　　毛泽东在对刘备的评价中使用了“外来干部”“根据地”等有时代特色的语汇，这些语汇正是源自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实际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正是重视处理好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问题的典范。

　　把干群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

　　干群关系，是毛泽东一生都特别关注的大问题。他曾借评价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表达自己的观点。1957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人民就像水一样。”毛泽东在此将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升华到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以鱼和水作比，可谓真知灼见。而刘备这个领导，正是得到了诸葛亮这个“群众”的支持，才能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建立蜀汉政权。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正如鱼和水一般，是依靠与被依靠，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

　　毛泽东不止一次把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比喻成鱼水关系。1957年，他在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的发展形势时，再次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毛泽东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就是在提醒党员干部要像鱼那样“知水性”“感水恩”，牢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念所盼。

　　不应“感情用事”

　　彝陵之战（又作“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的一场重要战役。这场战役使得蜀汉元气大伤，孙刘联盟走向破裂。可以说，刘备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贸然发动彝陵之战。毛泽东曾从不同方面，对刘备的这一错误进行反思。

　　其中一方面，就是在情绪控制上，刘备不够客观冷静，而是感情用事。有回忆记载，1949年3月，毛泽东由西柏坡至北平，途经刘备家乡涿州时曾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刘备：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诸葛亮等谋臣的劝阻，贸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

　　在分析了刘备“好感情用事”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历史上的教训应当注意呢！我们进了北平，决不做李自成，将来也决不可以学刘备。干革命决不可以感情用事，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是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每个同志都可以牺性自己的生命；但如果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和亲戚朋友、为了自己的小家庭和老战友、老同学以及小团体的私利，我们每个人是万万不可以感情用事的。”

　　彝陵之战失败，除刘备个人情绪控制能力较弱、感情用事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备没有正确分析主次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毛泽东曾对此作过分析。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袭击，损失惨重。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中国共产党内就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很多共产党员主张应立即对国民党进行反击。为此，毛泽东借用刘备兵败彝陵的故事来说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指出，诸葛亮在《隆中对》确定的“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方针，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刘备逐渐崛起，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但是，刘备却没有继续坚持这一策略，在关羽被杀后，出兵东吴，破坏了孙刘联盟，结果兵败彝陵。

　　毛泽东之所以提及这一典故，与当时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密切相关。当时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皖南事变可能会“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主张应该对国民党立即进行全面反击。这种想法事实上就是没有正确辨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当时国内的基本形势是“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全国各派力量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皖南事变固然使阶级矛盾在局部领域激化，但整体上民族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正确的选择是对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以达到在斗争中求团结之目的。毛泽东正是借刘备兵败的教训告诫全党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向破裂。

　　据《党史博采》 董晓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