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国民党“围剿”计划

　　李云，1915年7月生于江苏苏州，两岁时，全家搬到了上海。1929年4月，李云在小学六年级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小学毕业后，李云考上上海旦华中学，开学不久，就由团组织安排在闸北丝厂工会做青运工作。1930年8月，她参加“党训班”学习，随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纳入中央特科系统工作。

　　李云加入特科后接受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策反国民党军官惠东升。1932年，经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陈云批准；李云和徐强（后来成为李云的丈夫）从上海被紧急派往河南，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惠东升。惠东升时任国民党军80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营长。

　　通过调查了解到，惠东升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为人比较耿直，很不满意国民党的腐败现状。有一次，惠东升来上海，和朋友冯三昧说起过自己的想法。在老朋友冯三昧的说服下，他转为支持共产党。徐强了解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可以做他的工作，让他投奔革命，提供情报。惠东升要求我党派人过去，到他的部队开展基层工作。派过去的人有好几个，其中李云作为惠东升的“侄女”，徐强则作为惠妻的“表哥”。

　　他们过去后，通过惠东升取得了不少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情报，是通过惠东升的学生、国民党政学系杨永泰的秘书，获取了国民党军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计划。徐强拿到这份计划后喜出望外，急忙交给李云。李云连夜用药水将“围剿”计划抄在一本线装的古籍里，而后将它连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以及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放在一条棉被絮里，打包成行李。当时天气还有些冷，这样不会引人注意。

　　接着，遵照徐强的安排，李云将放有“围剿”计划的棉被絮，交给潜伏在河南国民党军中担任文书的老傅，送到上海党组织手中。为此，徐强等人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对于其他密件和情报，徐强他们也都及时通过联络员，送往上海党组织。那一年，李云年仅17岁。

　　寻回流浪的毛岸英兄弟

　　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但上海地下党组织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此时，中央特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或称交通站），邱吉夫为总负责人。徐强负责情报，是李云的直接领导。

　　一天，徐强突然通知李云，要她想办法上街寻找两个男孩子。鉴于中央特科的纪律，孩子的身份对她也是保密的，李云能知道的信息有限，大致就是：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这两个孩子是烈士的后代，从收养人家里跑掉了，判定已流落街头。徐强对李云说，兄弟俩形影不离，要她按照这个特征，重点在老西门附近地区仔细寻找。

　　李云接受任务后就意识到，这两兄弟肯定有比较特殊的背景。李云的直觉是对的，这两个孩子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后，党组织从湖南把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护送到上海，三个孩子被安排在牧师董健吾（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任园长的上海大同幼稚园中。其间，最小的孩子毛岸龙因病夭折。1932年春夏之交，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两兄弟被接到了董健吾的家里抚养。

　　1935年，董健吾去外地出差筹措经费，他并未告知家人抚养的那两个孩子的身份。因某些原因，毛岸英、毛岸青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董健吾出差回来后，便将相关情况上报。特科领导立即布置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但一无所获。

　　后来组织上决定，将继续寻找兄弟俩的任务交给了李云，并对她寄予厚望。但这个任务的完成其实相当困难，因为人海茫茫，何况街上还有许多特务暗哨，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听。据李云晚年回忆说：“接到寻找两个孩子的任务后，我赶紧上街，可上海那么大，到哪里找？找了好些天，都没有发现他们。”

　　能发现他们，实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找了半年多后的一天，当时李云一路寻找，来到城隍庙附近，那里流浪儿比较多。由于半天没吃东西，又走了很多路，李云感觉很饿，想在小吃摊买碗粥填肚子。刚好在粥摊边上，她看到有两个男孩子，长得很瘦，穿的衣服也很破，年龄上也是符合的。旁边的老百姓说，这两个孩子从来不说话，很可怜。李云就请他们吃粥，同时问一些问题。但无论怎样问，他俩什么都不讲。

　　李云不敢多问，连忙将情况上报，党组织派冯雪峰（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前来进行核实，确认孩子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

　　到宋庆龄身边工作

　　1936年5月，宋庆龄和冯雪峰在一次会面时提及，自己有事要和党联系时不太方便，希望派一位党员经常和她联系。不久，党组织选定李云作为上海党组织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人。

　　5月下旬的一天，李云前往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9号宋庆龄的寓所与宋庆龄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此后，李云作为宋庆龄秘书（实际上是联络员），每星期去宋家二至三次。一个多月后，为了联系更为方便，李云每天都去宋庆龄处。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下，宋庆龄寓所周围有特务监视，李云每次进出宋庆龄的寓所都小心翼翼，不得不经过一番乔装打扮，甚至有时还要在半路上改装，或兜马路、跑商场，直到确保身后没有“尾巴”。

　　1937年春，李克农利用到上海治疗眼睛的机会，通过李云与宋庆龄约定会见时间见了面。7月初，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在庐山会谈后到达上海，他们要会见宋庆龄，也由李云转告并约定会见时间。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我党以及有关人员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几乎都是通过李云进行的。

　　1937年的一天，宋庆龄和李云谈了一些事情后，突然问李云：“我现在算不算党员？”李云心里一热，但不便直接回答，就说：“我回去问问。”随后，李云向潘汉年请示应如何答复。潘汉年表示：“孙夫人的入党问题，必须中央来考虑。”他又说：“明天你对夫人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宋庆龄听了李云的答复后特别高兴，一定要留她吃饭。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陷入日军的包围。李云向宋庆龄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内容，请宋庆龄去香港避险。临行前，宋庆龄要求李云继续陪同她。在组织批准下，李云于12月23日登上去香港的邮轮，继续陪在宋庆龄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提出要李云协助她做中国福利会的工作。1952年6月，组织上调李云到中国福利会工作，宋庆龄安排她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从此，两人又长期在一起工作，续写深厚的友谊。

　　据《党史博览》 裘伟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