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26日，这一天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不仅因为它是我在部队提干的日子，还因为提干当天领导给我订下了“约法三章”。

　　我生于1958年，提升为营部书记（相当于排职干部）时刚刚20岁。任职命令一宣布，副教导员商振波就找我谈话，给我订下了“约法三章”：不准搞对象，不准戴手表，不准乱花钱。

　　11月1日，是发津贴的日子。这个月我领到了提干后的第一份工资，因为是10月份提干，所以到手的是两个月的工资。每月工资是52元，扣除每月15元多点的伙食费，实际领到约73元。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许多生活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名牌产品更是一票难求。1978年底，团机关一位参谋好不容易弄到一块“上海”牌手表，却因为家中突发变故，急需用钱，不得不忍痛割爱。这位参谋打听到我还没有手表，就想把手表转让给我。我坦言相告：“首长明令不让我戴手表。”参谋“嘿嘿”一笑说：“不让你戴手表，又没说不让你买。现在多少人想买都买不到，你要考虑好，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啦！”我当即表示：“执行首长的指示，咱可不能跑腔走调搞变通。”那位参谋只好叹了口气，无奈地离去。

　　营部值班室是我和通信员的办公地点兼宿舍。一天，商副教导员过来问我：“怎么样，我提的那几条你接受起来困难吗？”我说：“教导员，不仅我能接受，我父母也非常赞成。他们来信讲，部队就是战士的家，领导确实比父母想得周到。”说着，我打开抽屉，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过去。“大前门？”副教导员仔细端详了一番，说：“这烟3毛6一盒，你怎么抽这么贵的烟？”“不是我抽，是我昨天去大同报社给编辑买的，编辑只抽了一支，让我拿回来了。”副教导员对我的答复很满意，说：“是这样啊！那你以后去报社再用吧，还是把你那烤烟丝拿来，我拧一锅。”

　　副教导员又询问起有没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如实回答：“真有不少呢！有报社的，有医院的，还有教师，其中多数是干部家庭。除了您有要求，我母亲也不愿意我在外地搞对象。所以，我都用自己有对象的理由谢绝了。”临走，副教导员撂下一句话：“你现在已经能够自觉遵守组织纪律了，我的‘约法三章’宣告作废。”

　　45年过去了，我已经离开部队多年。当年部队领导为我制订的“约法三章”，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我感受到的是领导和组织对年轻干部的关爱和保护。那个特殊年代的“约法三章”，让我受益终身。艾立起/文